机会，比预想的来得稍快一些。香港，“大昌”制衣公司。
老板郑裕昌仔细检查着从大连发回的最后一箱工装裤，又对比了之前几批的检验报告，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质量稳定，交货准时，甚至因为内地极低的损耗率和人工成本，这批裤子的综合加工成本，比他在香港本地生产降低了近三成，比发包到东南亚一些地方也更具稳定性和可控性（至少目前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霍英东的渠道，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大连试点背后，有中国内地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意味着潜在的规模扩张可能性和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阿明，”郑裕昌对前来听取反馈的霍启明说，“大连这批活儿，做得不错。陈师傅那边也说，那边的工人肯学，听话，管理的人（指程佩珊）懂行，管事的人（指李云龙）有魄力。是个可以继续落单的地方。”
霍启明微笑点头：“郑生满意就好。不知下一单，有什么考虑？”
郑裕昌走到窗前，俯瞰着香港拥挤的街道和远处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沉吟道：“工装裤利润太薄，跑量而已。我手头正好有一张欧洲客人的单子，**男士灯芯绒夹克**，数量两万件，款式比裤子复杂些，有里衬、拉链、多个口袋，对做工要求也高一些。本来想放在自己在九龙塘的厂子做，但那边订单排满了，人工也贵。如果大连那边能接，我可以把这张单转过去。”
霍启明心知这是扩大合作的重要一步：“灯芯绒夹克？工艺和面料要求肯定更高。大连那边技术储备可能……”
“所以，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郑裕昌转过身，“派两个熟手师傅过去，带一段时间。面料和主要辅料（特种拉链、衬里布）我从香港提供，一些普通纽扣、缝纫线，如果他们内地能解决合格品，也可以就地采购，降低成本。价格嘛，比工装裤当然要好一些，但你也知道，欧洲客人压价也厉害。关键是他们要保证质量和交期。”
“另外，”郑裕昌压低了声音，“通过这次合作，我也想探探路。如果大连这边真的可靠，我考虑……逐步把一些中低档、工序相对固定的产品线转移过去。香港这边，集中精力做高端、快反的订单。这需要他们那边有更大的产能和更系统的管理。”
霍启明将郑裕昌的意向迅速反馈给大连和沈阳。赵刚和李云龙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的升级台阶。两万件夹克，不仅订单量是之前的四倍，利润空间更大，更重要的是，其工艺复杂性将迫使大连试点快速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并可能建立起更紧密的港商依赖关系。
程佩珊立即组织技术骨干，仔细研究郑裕昌提供的夹克样品和工艺单。她发现，除了常规缝纫，还涉及**粘衬、绗线、口袋成型、拉链安装、里外勾合**等多个新工序，对熨烫定型的要求也极高。现有的设备（主要是普通平缝机）和工人技能，面临严峻挑战。
“接！必须接！”李云龙斩钉截铁，“不就是复杂点嘛？当年打鬼子，飞机大炮没见过，不也学会了？设备不够，想办法添置！人不会，就学！陈师傅，还有郑老板派来的新师傅，就是咱们的老师！程副局长，你立刻制定详细的应对方案，需要什么设备、培训怎么搞、产线怎么调整，列出来！我去搞设备，搞不来就借，就租！”
一场围绕两万件灯芯绒夹克的“攻坚备战”，在大连试点车间紧急展开。程佩珊的方案包括：1. 紧急从上海纺织机械厂订购十台工业用锁边机和两台简易粘合机（动用宝贵的外汇留成和赵刚特批的额度）；2. 改造车间布局，设立专门的粘衬区、绗线工位和整烫台；3. 从全大连服装行业抽调十名有经验的裁缝和技术较好的女工，与原有骨干混合，组建“夹克生产突击队”，由陈师傅和即将到来的香港新师傅进行强化培训；4. 制定比工装裤时期详细得多的《工序作业指导书》和《质量检验标准》，悬挂于每个工位。
设备采购和人员调集，再次遇到阻力。上海那边的设备交货期无法保证，本地其他服装社不愿放走技术骨干。李云龙再次展现出他的“蛮横”与灵活：他一个电话打到上海老战友那里，“请求支援”，硬是让上海方面优先排产；同时，他以东北局工作组的名义，给那些不放人的单位负责人“做工作”，半是命令半是协商，总算把人凑齐。
就在大连方面紧锣密鼓准备时，霍启明带来了郑裕昌的另一项提议，或者说，一个试探：“郑生的意思是，这次夹克订单，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结算方式。面料、主要辅料还是他提供，但加工费，他想用一部分港币现金、一部分用国内紧缺的轻工业设备或二手设备抵付。比如，他可以通过渠道，弄到一些日本产的比较新的高速平缝机、裁床，甚至小型的布料预缩机。这些设备折价算入加工费，运到大连，归试点厂所有。这样，他节省了部分现金支出，我们也快速提升了装备水平。当然，具体抵付比例和设备清单、作价，需要详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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