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议，让赵刚和李云龙都眼前一亮。这正暗合了他们“以轻工换技术、换设备”的深层战略！虽然这次换来的是轻工设备自身，但无疑是向目标迈进了一步——通过出口加工，不仅赚取外汇，还能直接换取产业升级所需的硬件。
“答应他！”赵刚在电话里对李云龙说，“但谈判要细致。设备必须是能用的、比较先进的，作价要合理，不能让他们用破烂糊弄我们。可以让程佩珊同志根据生产急需，先提出一个我们希望获得的设备清单，作为谈判基础。同时，外汇现金部分的比例，也要保证我们必要的流动资金。”
一场围绕设备抵付的跨境商业谈判，在程佩珊、李云龙（幕后指挥）与霍启明、郑裕昌之间，通过信件、电报和霍启明的再次北上，悄然展开。谈判是艰难的，双方在设备新旧程度、品牌型号、作价标准、运输责任等方面反复拉锯。程佩珊展现了她在专业上的坚韧，对设备参数和市场行情做了大量功课，据理力争。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加工费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港币结算，百分之六十用以抵付设备。设备清单包括十五台日本“Juki”高速平缝机、一台德国“Kannegiesser”蒸汽熨烫台（二手但状况良好）、一台台湾产简易裁床以及一批专用压脚和刀具。郑裕昌负责将设备运至香港，由霍家的船运公司承运至大连港，大连方面负责清关和境内运输。
协议签订时，郑裕昌对霍启明感叹：“内地这位程小姐，不简单。以后跟她打交道，讨不到太多便宜。”霍启明则笑道：“郑生，有这样的合作伙伴，生意才能做得长久、踏实。”
设备尚未到位，首批灯芯绒面料和辅料已经运抵大连港。夹克生产攻坚战，在条件仍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打响了。
陈师傅和郑裕昌派来的两位新师傅（一位姓何，专攻裁剪与粘衬；一位姓梁，精通夹克成型与整烫）成了车间的技术核心。培训从最基础的灯芯绒面料特性讲起——它的倒顺毛方向对裁剪和外观的影响极大。何师傅拿着面料，在日光灯下反复演示如何辨别毛向，如何排料才能最大限度节约面料并保证成衣毛向一致。这给习惯了棉布不分方向的工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粘衬工序是全新的挑战。简易粘合机温度控制不稳定，压力不均匀，刚开始废了不少衬布和面料。梁师傅带着工人反复试验，记录不同温度、压力、时间的组合效果，最终摸索出一套适合现有设备参数的“土办法”，虽然效率不如先进设备，但基本保证了粘合牢度。
缝制过程更是难关重重。夹克的多个口袋要求位置精准、线迹美观；拉链安装要平顺、隐形；里衬与面布的勾合要均匀、不拧劲。流水线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会导致后道工序的困难甚至成品不合格。程佩珊将质量检验点前移，在关键工序后设立中间检验站，由技术较好的工人担任质检员，及时发现并返工问题，避免流入下道工序造成更大浪费。
工人们压力巨大。新机器尚未到位，老机器干新活儿，格外吃力。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但计件工资的激励和一种“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让人看轻”的集体荣誉感支撑着她们。许多女工下了班，还聚在一起交流技巧，用碎布头练习难做的部位。陈、何、梁三位师傅也被工人们的劲头感动，传授技艺更加毫无保留。
李云龙几乎住在了厂里。他不懂技术，但他懂得鼓动士气，解决后勤问题。他让食堂想尽办法改善加班伙食，联系医院给工人们安排简单的体检，甚至亲自出面调解了一位女工因加班太多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支撑，让工人们感到“上面有领导重视，天塌不下来”。
第一批五百件夹克下线，经过三位香港师傅和程佩珊的严格检验，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十，远未达到合同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五。问题主要集中在拉链不平、口袋歪斜、绗线不均匀。车间的气氛一度有些低落。
“哭什么？丧气什么？”李云龙在车间大会上吼道，“才第一批！发现问题就是好事！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下次就能做好！三位师傅，程副局长，你们带着骨干，把这些问题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搞清楚毛病出在哪儿，是手艺不行，还是机器不灵，还是工序安排不合理？搞清楚了，就改！缺什么，咱们补什么！”
程佩珊带领技术小组，对不合格品进行了逐一“解剖”，分类归纳问题原因。他们发现，拉链问题主要是安装方法不统一、固定不到位；口袋问题与裁剪精度和缝制时定位不准有关；绗线问题则是因为工人不熟悉新工序，手势不稳。针对性地，他们制定了更细致的作业指导，增加了辅助定位工具（如画粉模板），并安排香港师傅对问题集中工位进行“一对一”强化辅导。
第二批、第三批……合格率缓慢而坚定地攀升。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八十八……当第五批夹克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三时，车间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三位香港师傅紧绷的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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