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五千条工装裤的合格交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大连、在东北局、甚至在更上层的某些关注经济工作的领导圈子里，漾开了层层涟漪。
大连试点车间的女工们领到了第一笔“超额计件奖金”，虽然数额不大，但那种劳动成果被量化、被认可、并与实际收入挂钩的新奇感受，混合着“为国家挣到外汇”的自豪，让整个车间的精气神为之一振。工间休息时，谈论的不再仅仅是家长里短，多了“针距标准”、“锁边技巧”、“怎样熨烫裤线更挺括”等技术性话题。陈师傅依旧寡言，但嘴角偶尔会牵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弧度，他开始主动纠正一些潜在的不良操作习惯，甚至私下里向程佩珊建议，可以选拔几个悟性高的年轻人，尝试学习简单的纸样放码和排料优化。
程佩珊将这些积极变化详细记录，并敏锐地意识到：仅仅满足于来料加工、赚取微薄加工费，固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绝非长远之计。她连夜撰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题为《关于提升大连出口加工业务层级的几点初步建议》，核心观点是：在巩固现有简单订单的同时，必须主动谋求“升级”——从纯粹的OEM（代工生产）向ODM（原始设计制造）过渡，哪怕是最初步的。具体路径包括：1. 请求“大昌”或通过霍家引荐，提供一些更复杂款式（如夹克、连衣裙）的订单，并在合作中逐步学习其设计理念和面辅料搭配；2. 选派有潜力的技术骨干，随香港来的跟单师傅学习更深入的工艺技术，甚至争取短期赴港培训的机会（这在当时近乎天方夜谭，但她认为应该作为目标提出）；3. 开始留意和收集国际流行面料样本、服装款式图片（通过香港渠道），建立一个小小的资料库，培养初步的时尚感知。
这份报告连同首单成功的简报，被李云龙以“特急件”报送沈阳。赵刚仔细阅后，沉思良久。程佩珊的眼光是前瞻的，但步子迈得太大，在当前的政治气候和极度匮乏的外汇、国际交流渠道下，实施难度极高。然而，这种“不安于现状、主动求变”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赏和需要的。他提笔在报告上批示：“思路可取，方向正确。当前重点仍在‘巩固基础、扩大规模、建立信誉’。升级之事，可分步探索，积极创造条件。与港商接触中，可委婉试探其意向，但切勿操之过急，反失根本。”批示既给予了肯定，又划定了现实的边界。
与此同时，首单成功的消息，也通过非正式渠道，在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的一些部门里，引起了微妙的关注。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商务官员，例行公事地向大连市外经贸部门询问了这个“新开展的地方工业出口项目”的情况。得到的是标准而模糊的答复：“地方为搞活经济、解决就业进行的一些探索，规模很小，产品是普通的日用消费品。”苏联人没有深究，但一份简短的报告还是被送往莫斯科，归档在有关“中国地方经济动态”的卷宗里。此刻的莫斯科，正忙于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后遗症以及筹备那场将震惊世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对远东盟友这点“小打小闹”的轻工业尝试，并未投入太多精力。然而，种子已经埋下。
更大的暗流，来自内部。大连试点获得的特殊政策、外汇留成优惠以及李云龙“特事特办”的强势作风，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有利益与观念。计划部门的官员质疑试点打乱了本地区的原料调配计划；国营百货公司的经理抱怨试点产品（尽管全部出口）冲击了他们对轻工产品的定价和管理权威；甚至试点工厂内部，也有老工人私下嘀咕：“咱们是国营大厂，现在天天给资本家做裤子，算怎么回事？这计件工资，不是鼓励‘物质刺激’吗？”
这些声音虽然尚未形成强大的反对浪潮，但丝丝缕缕的阻力，已经让程佩珊在协调各方关系时倍感吃力。她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解释、沟通、甚至妥协。例如，试点车间需要的照明设备更新、蒸汽熨斗添置，本可从留成外汇中支出，但物资部门要求必须走计划申请渠道，耗时漫长。最后还是李云龙一拍桌子，从东北局支援重工业的物资里“临时调剂”了一批，才解了燃眉之急。
“老李，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一次协调会后，程佩珊略显疲惫地对李云龙说，“每走一步，都有看不见的绳子绊着。光靠‘特事特办’，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我们需要一套更系统、更权威的保障机制。”
李云龙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烟雾在他紧锁的眉宇间缭绕：“老子也知道！可这机制，不是咱们说立就能立的。赵政委在沈阳，也在为这个事跟各方面掰扯。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得拿出更硬气的成绩！一笔单子五千条裤子，说服力还不够。要是能有几个大单，连续做成功，赚回看得见、摸得着的外汇，把就业带起来，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实际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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