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红星村总被晨雾裹着，天刚蒙蒙亮，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广播喇叭就“滋啦”响了两声，随后传出的声音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在村里的土路上、院墙间来回撞着：“……本村村民李存根涉嫌多起故意杀人案，警方已在北洼麦田、河边发现四具受害者骸骨，现面向全村征集线索，如有知情者，请速到村部或县局临时办公点反映……”
县局临时办公点设在村部旁边的旧仓库里，门是褪色的蓝铁皮，一推就发出“吱呀”的响声。沈河正对着桌上的地图标注埋尸点，铅笔尖在“北洼麦田”“河边芦苇丛”几个字上反复画圈，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回头，看见赵玉兰站在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旧红头绳扎着，却还是有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沾着晨雾凝结的水珠。
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像是在用力掐着自己才敢站在这里。看见沈河的目光，她身子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沈同志……我、我来坦白。这几天晚上一闭眼，就看见那些人站在我跟前，再不说，我要被自己憋死了。”
沈河连忙拉过一把木椅，椅腿在水泥地上蹭出刺耳的声响。他倒了杯热水递过去，搪瓷杯壁上印着的“劳动最光荣”早已模糊，水汽氤氲着赵玉兰的脸，让她红肿的眼睛更显疲惫。“慢慢说，不用急。”沈河把笔记本摊开，笔尖悬在纸上，“从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开始讲。”
赵玉兰捧着杯子，指尖的温度顺着杯壁传过来，才让她稍微稳了稳神。她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胸腔里的恐惧全都吐出来：“存根第一次骗人，是前年冬天。那天他回来时，棉袄上沾着泥，手里攥着个布包，打开全是零钱。我问他哪来的，他说‘帮人拉货赚的’，可我看见他袖口藏着的血点子——不是动物血，是黑红色的，干了之后发暗。”
她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声音压得更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把邻村的刘老根骗到了旧窑址。他跟刘老根说‘窑里缺个看门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二十块’，刘老根家里穷，儿子等着钱上学，想都没想就跟去了。到了窑里，存根趁他弯腰捡柴火，从背后用锄头砸了他的头……”
说到“砸头”两个字，赵玉兰的身体猛地一颤，杯子里的水溅出来，落在手背上。她慌忙用袖子擦掉，眼泪跟着掉下来：“他回来跟我说‘刘老根太精，发现我没本事，要去告发我’，可我知道，刘老根那人老实，连鸡都不敢杀，怎么会告发他？他就是看刘老根手里有钱，又好欺负。”
“他让你做什么了？”沈河轻声问，笔尖在纸上飞快记录。
“他让我帮他洗血衣，”赵玉兰撸起袖子，露出手臂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已经发白，有的还带着淡淡的红印，“我不肯，他就把我按在灶台边的地上，拳头往我背上砸，说‘你要是敢说出去，我连你一起埋进窑里’。我怕极了，只能把血衣泡在碱水里，搓到指缝都磨红了，还是有洗不掉的印子，最后他让我把衣服烧了，灰埋在院子的老槐树下。”
她的声音越来越哽咽，眼泪砸在杯子里，泛起一圈圈涟漪：“从那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每次要‘找人’，前一天都会去供销社买编织袋，还会跟我念叨‘又有个不知好歹的，敢看不起我’。他把人骗到家里或者北洼麦田，趁人不注意就动手——用柴房墙缝里藏的铁锤，有时候是锄头，都是他提前磨好的，说‘这样省力’。”
沈河的心沉了下去，追问：“柴房的墙缝具体在哪？凶器还在吗？”
“在灶台旁边的墙，”赵玉兰立刻回答，像是早就把这些细节刻在了脑子里，“他在墙上凿了个两指宽的洞，里面垫着干草，铁锤和锄头就藏在里面，外面用一块旧砖挡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说‘藏在这里最安全，谁会想到柴房里有杀人的东西’。”
她喝了口热水，继续说：“去年冬天杀赵老四时，他让我一起去埋尸体。赵老四被装在编织袋里，袋子没扎紧，我看见他的手露在外面，指甲缝里还夹着麦秆——应该是被埋的时候挣扎过。存根挖了个一米深的坑，让我帮他抬袋子，我不敢碰，他就踹我的腿，说‘你不抬，就跟他一起躺进去’。埋完之后，他在坑上盖了麦秆，还往上面浇了水，说‘这样土结得快，没人会发现’。”
“那张五百元的汇款单，是怎么回事？”沈河终于问到了关键处。
赵玉兰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那钱是他从张大山身上搜来的。张大山那天带了八十块，准备去县城买种子，存根把他杀了之后，把钱揣在怀里，回来数了好几遍，说‘这点钱不够，得再找几个’。后来他说‘家里放钱不安全，万一被人搜出来’，就让我寄给一个‘远房侄子’，地址是县城的一个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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