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海的旅程，充满了压抑与不确定性。沈砚之搭乘的是一艘拥挤不堪的内河小货轮，混杂在逃难的富商、返乡的职员、以及大量面容麻木的底层百姓之中。船舱里弥漫着汗臭、劣质烟草和河水的腥气，甲板上堆满了破烂的行李和蜷缩的人影。孩子们因为饥饿和寒冷啼哭，大人们则眼神空洞地望着浑浊的江水，仿佛在凝视自己同样迷茫的未来。沈砚之穿着一身半旧的长衫，混迹其中，毫不起眼。他看着沿岸时而掠过的残破村庄和荒芜田地，心中充满了对这片饱经蹂躏土地的沉重。
经过数日颠簸，船至宜昌，又辗转搭乘更为拥挤、条件更差的民生公司轮船，逆着滚滚长江，艰难西行。越往西，战争的创伤愈发触目惊心。沿岸可见被日军飞机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江面上不时有挂着太阳旗的日军巡逻艇耀武扬威地驶过，引得船上难民一阵恐慌的低语。而更多的，是那些在江边石滩上拉纤的纤夫，他们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脊背弯成几乎与地面平行的弧度，喊着低沉而悲壮的号子，每一步都仿佛用尽了生命的气力，与脚下咆哮的江水、头顶不时掠过的敌机，共同构成了一幅战时中国苦难深沉的缩影。
“嘿呀——嗬嘿！脚踩石头手扒沙呀——为了一家老小不饿杀——” 苍凉悲壮的号子声在夔门险峻的峡谷间回荡，撞击在沈砚之的心上。他紧紧攥着船舷，指甲掐进了木头里。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同胞，正是他，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潜伏者，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意义所在。这份沉重，远比松井的怀疑和军统的算计，更让他感到肩头责任的千钧之重。
终于，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中，山城重庆的轮廓隐隐浮现。不同于上海畸形的繁华与沦陷区的死寂，重庆展现出一种在轰炸废墟中顽强求生的、混杂着悲壮与混乱的奇特生命力。码头上人声鼎沸，扛着扁担的“棒棒军”穿梭如织，穿着破烂军装的伤兵随处可见，穿着旗袍的女士和长衫的先生与衣不蔽体的乞丐摩肩接踵。空气中弥漫着煤烟、火锅底料的辛辣和尚未散尽的硝烟味道。高耸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层层叠叠，许多房屋外墙还留着轰炸后的焦黑痕迹和巨大的窟窿。
“陪都”的光环下，是底层民众更加艰难的生存。沈砚之按照指令，在靠近嘉陵江的一个破旧吊脚楼区租下了一个小房间。这里鱼龙混杂，充斥着小贩、苦力、暗娼和来历不明的人，反而成了最好的掩护。每天清晨，他被窗外挑夫沉重的脚步声和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吆喝声唤醒；夜晚，则在隔壁麻将牌的哗啦声和不知哪家孩子的哭闹声中难以入眠。他去附近的集体防空洞躲避空袭，在狭窄、潮湿、空气污浊的洞里，与素不相识的市民挤在一起，听着远处传来的闷雷般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感受着脚下大地的震动，以及身边人们压抑的恐惧和麻木的坚韧。
他去军统局本部报到，被分配在电讯处，挂了一个专员的虚衔。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复杂，对他这个从沦陷区“策反”过来、背景存疑的“新人”，既有表面上的客气，也有骨子里的疏远和审视。他清晰地感受到，在重庆，他面临的不仅是日伪的威胁，还有来自“自己人”的猜忌。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很快在破译一些日伪次要密码方面展现出价值，逐渐站稳脚跟。但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核心任务：与重庆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利用军统的身份，获取关键情报。
这并非易事。重庆的地下工作环境比上海更为严酷，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对地下党的清剿不遗余力。他不敢贸然行动，只能耐心等待组织主动联系。
日子在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枯燥的译电工作和内心的焦灼等待中流逝。期间，他通过有限的渠道，隐约得知“南下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已安全送达延安，并在后续的华中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锋芒。这消息像一道微光，照亮了他身处迷雾的内心，证明他的冒险是值得的。
一个雨夜，山城笼罩在淅淅沥沥的冷雨和浓得化不开的雾气中。沈砚之从电讯处加班回来，撑着油纸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湿滑的石板台阶上。路过一个卖“担担面”的简陋摊档时，一个缩在屋檐下、衣衫褴褛的老乞丐，颤巍巍地伸出手里的破碗，用浓重的川音哀告：“先生，行行好，赏口饭吃吧……”
沈砚之下意识地想摸出几个零钱，目光却骤然凝固在那只乞讨的手上——那只手的虎口处，有一个极其细微、几乎难以察觉的陈旧疤痕，形状如同一个拉长的“S”！
这是他与老周约定的，与重庆地下党接头的最高级别暗号！只有在万分紧急或确认绝对安全时才会使用！
他的心猛地一缩，血液似乎瞬间涌上了头顶。他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将几张零钱轻轻放入破碗，语气平淡地说：“老人家，天冷，早点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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