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1年（1922年）初冬，巴黎郊区的华工夜校里，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映得师炎手中的讲义纸微微发亮。
他正讲解着法国工人运动的新动态，突然停住话头，朝门口笑着招手：“邹宇，登贤，你们可算来了！快进来坐。”
陈幽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两个青年并肩走进来。
走在前面的青年身着整洁的西装，面容俊朗，眼神锐利沉稳，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非凡气度；跟在他身后的青年穿着朴素的夹克，身材瘦削，眼神坚定，透着一股干练。
“给大家介绍下，这是邹宇同志，刚从英国来巴黎；这位是登贤同志，从勤工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青年。”
世炎热情地介绍着，“邹宇对欧洲革命形势很熟悉，登贤在工厂做工多年，懂工人的苦。”
邹宇笑着走上前，先是向在场的学员点头致意，随后目光落在陈幽身上，温和地说：“早就听师炎提起，有位从北平来的陈幽同志，懂农民、能吃苦，还帮华工整理了权益诉求书，今天终于见到了。”
陈幽赶紧站起身，心里既激动又有些局促——邹宇的名字，他在北平的进步刊物上见过无数次，知道他是旅欧革命青年中的核心人物，没想到今日能当面结识。
“邹同志谬赞了，我只是做了些分内的事，比起您在欧洲开展的革命工作，差得远了。”
“革命不分大小，能为劳苦大众做事，就是好同志。”
邹宇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真诚，“以后多交流，你懂中国农村，我懂欧洲工人运动，咱们结合起来，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一旁的登贤也笑着开口，声音虽轻却很有力量：“我在施耐德钢铁厂做过工，华工的苦我最清楚。陈幽同志要是需要了解工厂的情况，随时可找我。”
邹宇偶尔会补充几句，从欧洲工人运动的组织策略，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条理清晰、见解深刻，让他深受启发。
课后邹宇提议：“附近有家咖啡馆，咱们去坐坐，好好聊聊中国革命的问题。”
咖啡馆不大，藏在巴黎郊区的小巷里，是旅欧进步青年常去的秘密联络点。
几人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点了最便宜的咖啡，便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国内军阀混战，民众苦不堪言，革命形势虽然紧迫，却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方向。”
邹宇搅动着咖啡，语气凝重，“欧洲工人运动有百年历史，组织严密、经验丰富。但中国的国情不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不能照搬欧洲模式。”
陈幽立刻接过话：“邹同志说得对！我在韶山时，佃户们核心的诉求是土地；到了巴黎，华工关心的是工资工时。两者虽群体不同，却都是被剥削的劳苦大众，需要被唤醒被组织。我觉得，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结合的道路。既学习欧洲工人的组织经验，又重视农民力量。”
“说得好！”邹宇眼里闪过赞许光芒，“工农结合，这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工人是革命先锋队，二者结合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登贤补充道：“我在工厂发现，华工虽然分散，但只要有人带头、有明确的诉求，就能团结起来。上次钢铁厂的华工因为工资被克扣罢工，虽然最后被镇压了，但让我看到了华工的力量。陈幽同志整理的诉求书很具体，要是按这个去跟资本家谈判，会得到更多华工的支持。”
那天的聊天，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
几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华工的动员策略”“旅欧组织的建设”等话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陈幽惊讶地发现，自己与邹宇的想法高度契合——都重视工农力量，都主张理论结合实际，都强调革命要本土化。
此后，陈幽和邹宇、登贤渐渐熟络起来，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他们经常一起深入工厂，和华工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一起去华工聚居区，传播革命思想；一起在咖啡馆修改革命传单，撰写宣传文章。
有一次，巴黎近郊的纺织厂华工因为工头打骂工人、克扣工资，情绪激动，想要罢工却没人牵头。陈幽立刻找到邹宇，两人商量后，决定帮华工组织罢工——邹宇负责制定罢工策略、联系旅法进步青年支援；陈幽负责深入工厂，动员华工、整理诉求；登贤则负责联络其他工厂的华工，防止资本家从外地调人顶替。
罢工那天，陈幽站在工厂门口，向聚集的华工们宣读《华工权益诉求书》：“我们一天干12个小时，挣的钱不够吃饭；我们被打骂、被克扣工资，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今天，我们的罢工，是要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禁止打骂工人、建立工伤赔偿！”
华工们群情激愤，纷纷高呼“争取权益”“反对剥削”。
邹宇则带着旅法进步青年，在工厂周围散发传单，向法国工人和市民解释华工罢工的原因，争取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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