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时，十三条街，二十一家米粉店。我像个侦探一样穿梭在阳朔的大街小巷，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家店的数据。结果让我触目惊心：二十一家店里，有十九家存在不同程度的“阴阳菜单”。差价最大的那家，对外地游客报价十八元，本地人只收七元，差价高达十一元。差价最小的那家，游客十二元，本地人九元，只有三块钱的差距，但说明连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游戏。
只有两家店给出了统一的价格。一家是位于菜市场深处、几乎没有任何标识的家庭作坊，只做街坊生意，游客根本找不到那里。另一家是连锁品牌店，所有价格都明码标价贴在门口，收银系统统一出票，做不了手脚。换句话说，那些面向游客的、位置好找的、本地人和游客都会光顾的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搞“阴阳菜单”。
我合上笔记本，坐在路边的石凳上，忽然觉得一阵发冷。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一个念头——这种事不可能是单个商家的自发行为。如果只是一两家店这么做，其他店完全可以靠价格优势和服务诚意来吸引游客，形成良性竞争。但现实是，十九家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样的模式，而且面对质疑时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从容和不屑。这不正常。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维系着这个局面。
下午，我去了阳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厅里人不多，我取了号，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排到了。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员，三十出头的年轻男性，态度很客气，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把笔记本上的记录给他看了。林同志翻了翻，表情没什么变化，把笔记本推回给我，开始了他显然已经说过无数遍的解释：
“陈先生，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关于餐饮价格问题，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餐饮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者有权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确定价格。只要商家做到了明码标价，没有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额外收费，就不构成价格违法行为。您说的这个情况，米粉店在墙上张贴了13元的价格，您作为消费者看到了这个价格，选择购买，这就是一个自愿的交易行为，从法律上讲没有问题。”
“那本地人付七块钱呢？”我问，“这不算价格欺诈吗？”
“价格欺诈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交易。这家店并没有对您做出任何虚假承诺，墙上的标价就是13元，您也看到了。至于它给其他消费者更低的价格，那是它的经营自由，就像超市会给会员打折一样，不违法。”
“可那不是会员，那是本地人。这是地域歧视。”
林同志推了推眼镜，语气依然平和：“地域歧视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商家因为消费者的地域身份而拒绝提供服务或者给予不同待遇。但您也说了，商家并没有拒绝卖给您米粉，只是价格不同。况且，外地游客的身份和本地居民的身份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禁止差别对待的情形。”
他说得都对。每一个字都挑不出毛病，每一个逻辑链条都严丝合缝。但正是这种无懈可击的正确，让我的血液一寸一寸地冷下去。他们早就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法律、政策、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或者说，考虑到的人选择了视而不见。
从市场监督管理局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我走在回客栈的路上，脑子里乱成一团。经过那条小巷口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拐了进去，想再看一眼那家店晚上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看到了让我脊背发凉的一幕。
那家米粉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但门口站着五六个人，正在低声交谈。借着路灯的光，我认出了其中两个人——一个是白天的老板娘，另一个是米粉街对面卖特产的大姐。另外几个人我没见过，但看穿着打扮，有做生意的，也有看起来像普通居民的。他们在说着什么，神情很严肃，不是街坊邻居闲聊的样子。
我没有靠近，而是躲在小巷拐角的一根电线杆后面，竖起耳朵听着。风从巷口灌进来，把他们的对话撕成碎片，我只捕捉到了一些断断续续的词句——“那个外地人”“拍照了”“到处问”“不像普通游客”“搞不好是记者”——每一个词都像冰锥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他们在说我。
老板娘的声音比白天要低沉很多：“这个人前天就来过一次，跟他老婆一起的，他老婆是本地人，我给了七块。今天他自己一个人来，我报了十三块，他就不乐意了，跟我吵了半天。后来我看他在街上一家一家店地问，拿个小本子在记什么。”
那个卖特产的大姐说：“我店里的人也看到了，他在我们那条街上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东张西望的，还跟我一个客人搭话问价格。”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这种人我见多了，要么是想讹钱的，要么是自媒体想拍视频搞事情的。不管哪种，不能让他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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