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时常坐在老槐树下，摩挲着手里那本泛黄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书页间夹着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那是1982年的青石镇，土路上稀稀拉拉走着几辆自行车，镇口的粮食加工坊还是茅草顶，门口挂着“林家粮油”的木牌，牌子边缘被风雨侵蚀得发毛。“那时候哪敢想，几十年后咱们家能有这么大的家业。”祖父的声音里满是感慨，而这一切的转折，都绕不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
改革开放初期，青石镇还笼罩在计划经济的惯性里。那时候林家的加工坊只是个“小作坊”，每天凌晨三点，祖父就和曾祖推着独轮车去镇上的粮站领分配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再按定额卖给供销社，赚的钱刚够养家糊口。曾祖总说：“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别想着折腾。”可祖父不这么想，他从广播里听到“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又在县城看到有人摆摊卖自家种的蔬菜，心里渐渐动了念头。
1984年的春天，祖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跳出“定额”的框框，去邻县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加工成优质大米后，用拖拉机拉到城里的自由市场去卖。这个想法刚说出来，就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曾祖急得拍了桌子：“你这是要犯错误！粮食是统购统销的，私下去卖要是被抓了怎么办？”姑姑也劝道：“爸，咱们安稳过日子不好吗？别冒这个险。”可祖父铁了心，他背着家人，偷偷借了邻居家的拖拉机，拉着两百斤大米去了县城。
那天祖父直到深夜才回来，身上沾着泥土，眼里却闪着光。他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币，兴奋地说：“卖出去了！一斤大米比供销社多卖两毛钱，这一趟就赚了四十块！”全家人都愣住了，曾祖捏着纸币，手指微微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林家加工坊的“闸门”被打开了——祖父带着工人去周边村庄收粮，加工坊的烟囱从早到晚冒着烟，院子里堆满了装大米的麻袋，连镇上的孩子都知道“林家大米”比别处的香。
市场经济的浪潮来得比想象中更快。90年代初，镇上开始出现“个体户”“万元户”的说法，有人开起了小饭馆，有人倒卖服装，青石镇的土路上渐渐多了摩托车、三轮车。林家加工坊也迎来了第一次扩张——祖父贷款买了两台新的碾米机，把茅草顶换成了砖瓦房，还雇了五个村民帮忙，加工坊正式改名为“青石镇林家粮油加工厂”。那时候父亲刚高中毕业，放弃了去县城当教师的机会，回家里的加工厂帮忙，每天跟着祖父跑市场、谈客户，晒得黝黑。
机遇总是伴着挑战。1995年，邻县开了一家大型粮油加工厂，用的是进口设备，加工的大米颗粒更均匀，还能真空包装，一下子抢占了不少市场。林家加工厂的生意一落千丈，仓库里堆了上千斤大米卖不出去。祖父愁得嘴上起了泡，整天在厂里转来转去。父亲看着滞销的大米，突然说：“爸，咱们也得改！他们能真空包装，咱们也能；他们能做品牌，咱们也能！”那时候“品牌”还是个新鲜词，祖父听不懂，父亲就拿着从县城书店买来的《市场营销学》，一条一条念给祖父听。
全家人凑钱买了一台真空包装机，父亲还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包装袋——印上“青石镇”的字样，旁边画着一片金黄的稻田。没想到，这种带着“乡土味”的包装反而受欢迎，城里的超市觉得“接地气”，愿意上架；农民觉得“实在”，愿意买。更重要的是，父亲还琢磨出了“有机大米”的概念——他带着工人去山里找无污染的稻田，和农户签订协议，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虽然产量低，但价格能翻一倍。这一下，林家加工厂又站稳了脚跟，甚至把大米卖到了省城的大超市。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的变化，还有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曾祖一辈子信奉“守业”，总说“够用就行”，可看着加工厂越做越大，他也渐渐松了口。有一次，父亲提议把加工厂的部分利润投入到乡村旅游中，曾祖起初不同意：“咱们是做粮食的，搞旅游是不务正业！”可当他看到邻村靠农家乐赚了钱，又看到父亲带回来的旅游规划图，终于点了头：“你们年轻人想干就干，我不拦着。”后来，“青石镇农耕文化园”建成时，曾祖还主动给文化园题了字，字里行间满是骄傲。
姑姑的变化也很明显。80年代末，姑姑高中毕业后，家里想让她早点嫁人，可她却坚持要去深圳打工。那时候“打工”还是个新鲜事，镇上的人都议论纷纷：“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多不安全。”可姑姑铁了心，背着行李就上了火车。在深圳的电子厂，她从流水线工人做到车间主管，学会了说普通话，还学会了用电脑。1998年，姑姑回到青石镇，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帮家里的加工厂建立了考勤制度、财务制度，还引入了“绩效考核”——这在当时的乡镇企业里，可是件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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