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石沉大海的举报
林辰把那块可疑的土样装进牛皮纸信封时，手还在微微发颤。信封的边角被他抚平了三次，才端端正正地写上“省城大学环境学院 张明远教授（亲启）”。笔尖划过纸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每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张明远是他本科时睡上下铺的室友，现在在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电话里听他说完前因后果，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压低声音说：“寄过来，我帮你测，但别写我名字，也别提我的工作单位。”
挂了电话，林辰对着信封发了会儿呆。窗外的梧桐树叶被秋老虎晒得打了卷，一片片往下落，像谁撕碎的纸片。他知道，这封信寄出去，就像往深不见底的湖里投了块石头，能不能激起涟漪，还是个未知数。
接下来的三天，林辰活得像个侦探，白天在镇政府装作若无其事地处理合作社的琐事，夜里就揣着手电筒和笔记本，往各村跑，往档案室钻。他借了镇中学实验室的显微镜，把周福贵给的土样碾碎，放在载玻片上，调好焦距——镜片下，那些灰黑色的泥土里藏着无数亮晶晶的颗粒，像碎玻璃碴子，在光线下闪着诡异的光。
他泡在镇档案室，翻遍了落满灰尘的旧文件。档案柜散发着樟脑丸和霉味，呛得人直打喷嚏。终于，在一堆泛黄的水文资料里，他找到了五年前清溪坝上游的检测报告，纸页都脆了，上面的字迹却清晰——“PH值7.2，各项重金属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水质达标，可直接饮用”。报告末尾盖着县水文站的红章，还附着一张当时的水样照片，清澈得能看见瓶底的标签。
最冒险的是去复印那份漏洞百出的环评报告。趁着张涛去县里开招商引资大会，他溜进镇政府的文印室，文印员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被他塞了包水果糖，红着脸说“林镇长您轻点，别让张镇长知道”。复印机嗡嗡作响，吐出一张张纸——他越看心越沉：关键数据页的公章是模糊的，边缘都晕开了，根本看不清日期；几个审批签名歪歪扭扭，笔锋都一样，像是同一个人模仿的，连其中一个“李”字的撇都拐了同样的弯。
最棘手的还是找村民取证。白天去村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明明听见院里有动静，敲门却没人应，好不容易有人隔着门缝搭话，也只是支支吾吾地说“不知道”“没看见”，眼神躲闪着不敢碰他的目光。周福贵说：“王彪的人在村里放了话，谁敢跟你多说，就断了谁家的自来水。”
只能夜里去。林辰揣着个小手电，借着月光摸到周福贵家，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院外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的，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周福贵的儿子周强脸色一变，赶紧把他往地窖里推：“是王彪的人巡逻，带着电棍呢！被撞见就麻烦了！”
地窖里又黑又潮，弥漫着红薯和泥土的气味。周强点亮煤油灯，昏黄的光把五张愁苦的脸照得忽明忽暗——都是被占了地或被推了菜棚的村民。林辰打开笔记本，借着灯光，把他们的话一句句记下来。一个叫刘桂英的妇女撩起裤腿，露出膝盖上的淤青，紫得发黑，像块烂茄子：“那天我去阻止他们占我家的责任田，王彪的人二话不说，上来就踹了我一脚，我躺了三天，床都下不了。”
她的丈夫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映着他满是胡茬的脸：“我们去派出所报案，人家说‘项目施工难免有摩擦’，让我们‘别小题大做’。”
五个村民轮流在记录上按下红手印，指腹上的泥没来得及洗，印在纸上，红里发黑，像一个个沉甸甸的字。林辰把笔记本小心地揣进怀里，那里贴着心口，能感觉到纸页的温度。
证据一点点堆在宿舍的桌子上时，林辰数了数：村民证言五份，都带着红手印；环评报告复印件七页，他用红笔圈出了造假的地方，标注得密密麻麻；土样检测申请一份，写清了采样时间和地点；还有他自己绘制的地形图，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出化工厂选址、水源地、村庄的位置，直线距离标得清清楚楚——不到一公里。
他把这些材料分成三份，一份寄给市纪委，信封上写着“信访室收”；一份寄给市环保局，注明“举报材料，加急”；最后一份塞进一个更厚实的牛皮纸袋，托去市里出差的王芳，悄悄交给她在晚报社工作的同学。“林镇长，这要是被发现……”王芳接过纸袋时，手抖得厉害，指尖都泛白了，“王县长在市里关系硬得很……”
“出事我一个人担。”林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工资卡，塞到她手里，卡面还带着体温，“这是我这个月工资，您帮我给那位同学买点东西，不用贵，一点心意。就说……就说青溪镇的老百姓求他伸冤。”
王芳没接卡，眼圈红了，别过头擦了擦眼角：“我爹也是农民，在老家种着三亩地，知道土地金贵。您放心，这事儿我办，不要钱。”她把纸袋往包里塞了塞，拉上拉链，“我同学是跑社会新闻的，性子直，应该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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