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的元旦，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到来的。山城重庆，这座被浓雾和阴云笼罩了太久的战时首都，因为一场来自南疆的巨大胜利，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屠龙’大捷，国军威武”的号外被抢购一空，茶馆里的说书人将河内之战演绎得神乎其神，孩子们在街头巷尾追逐嬉戏，用竹筒枪模仿着攻克谅山的勇士。胜利，是最好的强心剂，它让每一个面带菜色、衣衫单薄的民众，眼中都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窗前，听着窗外传来的阵阵欢呼，心中却是一片冰冷的平静。胜利的喜悦，如同潮水般退去，留下的是无尽的疲惫和更加深沉的忧虑。我的办公桌上，没有庆祝的香槟，只有堆积如山的战后报告和那张来自戴笠的、让我三天三夜无法安眠的照片——日本航母甲板上，赫然绘制着美国“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轮廓。
这是一个巨大的、即将引爆整个太平洋的火药桶，而我，是为数不多的、提前看到了引信在燃烧的人。这种“先知”的孤独感，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我能做的，只有在爆炸之前，拼尽全力，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抢夺多一分生存下去的资本。
一月的第一周，凯旋与阴云。
“屠龙”行动的善后工作，远比战争本身更加复杂和棘手。河内虽然被我们攻克，日军第22师团也被成建制地歼灭，但这片土地毕竟不是我们的国土。如何处理与法国维希政府殖民当局的关系，如何安置数万名日军战俘，如何将缴获的物资安全运回国内，每一个问题，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
我连续主持了几场高层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将星云集。
“总长，法国人那边，总督德古派来的代表，天天在我们的前线指挥部里哭诉，说我军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秩序’，要求我们立刻撤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一脸不屑地汇报道，“我看他们就是怕我们赖着不走，抢了他们的地盘。”
“一群墙头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这位刚在谅山打了大胜仗的“老虎仔”，脾气火爆地一拍桌子，“要不是我们，河内早就被日本人搅得天翻地覆了。现在倒好，我们替他们赶走了狼，他们倒嫌我们这头老虎碍眼了。要我说，干脆不走了！把越南北部这块地方拿下来，作为我们南下的基地，看他法国人能怎么样！”
薛岳的话，虽然有些意气用事，却也代表了不少将领的心声。但作为总指挥，我必须考虑得更深远。
“伯陵兄，稍安勿躁。”我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到巨大的东南亚地图前，“我们这次出兵，师出有名，是为了清剿威胁我国土安全的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成，如果再滞留不归，就会在国际上陷入被动，给英美等国造成我们有领土野心的口实。这对于我们争取国际援助，是极为不利的。”
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将领：“所以，兵，必须撤。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撤。”
我拿起指挥棒，在地图上点了点：“我决定，成立‘中国驻越南北部军事观察团’，由作战厅派出一个精干的参谋班子，并配属一个加强营的警卫部队，以‘监督日军残余势力、防止其死灰复燃’的名义，暂时留驻谅山。同时，命令张发奎将军，在撤军之前，必须协助法国殖民当局，彻底摧毁日军在越南北部建立的所有军事设施，特别是海防港的船坞和仓库。能搬走的，全部搬回国；不能搬走的，就地炸毁。总之一句话，要把越南北部这块地方，变成一块日本人短期内无法再利用的‘焦土’。”
“另外，”我加重了语气，“通知后勤总部，缴获的所有日军武器装备，除了补充参战部队的损耗外，其余的，挑出一批最好的，通过我们的人，秘密地、非官方地，交给当地的抗日武装。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埋下足够多的钉子，让日本人就算将来卷土重来，也要时时刻刻坐在火药桶上。”
我的这番部署，既维护了我们在国际法理上的主动权，又将此次出兵的利益最大化。在场的将领们，都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
然而，就在我们为外部的胜利和部署而殚精竭虑之时，一封来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加密电报，如同一个不祥的音符，悄然插入了这曲凯旋的乐章。
电报的内容很简短，声称奉军事委员会最高指令，正在部署“调整”江南战区部队防区，其中，涉及到了新四军的北移问题。电报的字里行行，都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冷漠，但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却嗅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
“调整防区”，这四个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往往意味着一场权力斗争的开始。新四军，这支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指挥，但实际上由延安方面领导的部队，一直是某些人心中的一根刺。尤其是在“屠龙”大捷，中央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些人，恐怕已经按捺不住，要开始“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戏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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