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一日，凌晨四时。
山城重庆，参谋本部地下作战指挥室。空气凝滞得如同水银，巨大的沙盘在无影灯的照射下，反射出冰冷的光。我站在这里，已经超过十个小时。浓茶喝了一杯又一杯，舌根早已麻木，但神经却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钢丝，嗡嗡作响。墙上的军用摆钟，每一次“咔嗒”声，都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我的心脏上。
整个指挥室里，除了此起彼伏的电报机滴答声和参谋们压低了嗓子的口令声，再无一丝杂音。所有人都知道，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在千里之外的桂南边陲，一场将要震惊世界的战役，已经拉开了序幕。
“‘屠龙’行动，开始！”
当我通过加密线路，向广西前线总指挥部下达这道命令时，我的声音异常平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是何等汹涌澎湃的心潮。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反击，这是自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建制、大规模地主动踏出国门，向侵略者挥出利刃。这一战，赌上的是十几万将士的性命，是我韩夏个人的声誉，更是这个国家在国际棋盘上未来的位置。
沙盘上，代表我军的十五万大军的蓝色箭头，已经蓄势待发。它们像两支巨大的铁钳，分别从广西的凭祥和龙州出发，钳口直指越南北部的日军第22师团。按照计划，东路集团由薛岳将军指挥，以其麾下最悍勇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主力，自凭祥出友谊关，直扑谅山，这是主攻方向。西路集团由张发奎将军指挥，率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自龙州出境，穿插高平，侧击太原，负责切断日军西撤的后路并阻击其援军。而我手中最锋利的王牌，邱清泉的第一机械化军，则作为战役总预备队，集结于凭祥之后，随时准备沿着薛岳打开的通路，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河内。
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凭祥至谅山一线。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群山如笋，道路崎岖，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日军在谅山外围经营数月，构筑了大量明碉暗堡，自诩为“不可逾越的防线”。薛岳的东路集团，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
凌晨五时整，前线电报传来。
“我东路集团第四军，已于四时三十分，在军长欧震指挥下，对当面之敌发起全面攻击。炮兵部队对敌前沿阵地进行了十五分钟火力急袭，现先头部队已越过国境线，正与敌激烈交火。”
电文很短，却字字千钧。我仿佛能听到，在那亚热带的丛林深处，万炮齐发的轰鸣，能闻到空气中弥漫开来的、刺鼻的硝烟味。
十二月的第一周，血战谅山。
战争的残酷性，在战役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军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其边境守备部队的抵抗意志异常顽强。他们依托着坚固的工事，用交叉火力网，死死地封锁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薛岳的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和参谋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这位以“老虎仔”着称的湖南将军，此刻双眼布满血丝，正对着话筒大吼：“告诉张德能！第五十九师上不去，他就亲自给我顶上去！天亮之前，拿不下同登，我拿他试问！”
同登，是谅山北面最重要的一个前哨据点，像一颗钉子，死死地楔在我军的进攻路线上。日军在这里部署了一个加强大队，配属了山炮和速射炮，火力凶猛。
我军第五十九师，在师长张德能的带领下，发动了数次冲锋，都未成功。狭窄的山路上，堆满了将士们的尸体。日军的机枪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地向外泼洒着弹雨。
我看着沙盘上代表第五十九师的那个小旗，在同登前的位置，迟迟无法向前挪动分毫，我的心也跟着揪紧了。我知道，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攻坚，更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如果开战第一天，就被挡在国门之外，对我军的士气，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拿起电话，接通了薛岳的指挥部。
“伯陵兄，是我。”我的声音很沉稳，“告诉欧震和张德能，不要急。把我们新装备的‘喀秋莎’火箭炮拉上去。就对着同登那个小山包，给我来一次饱和覆盖。我不要求你们节省炮弹，我只要阵地！”
“喀秋莎”——这是我力排众议，从苏联的援助中，秘密截留下来的两个火箭炮营。它们一直作为最高机密，雪藏至今，就是为了用在最关键的时刻。这种武器，虽然精度不高，但瞬间的火力覆盖能力，足以摧毁任何坚固的工事，更能从心理上，彻底摧垮敌人。
“总长！”电话那头的薛岳，声音里充满了惊喜和激动，“您放心！有这个宝贝疙瘩，别说一个同登，就是谅山，我也给您三天之内拿下来！”
半小时后，广西前线的夜空，被数十道划破天际的火龙照亮。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发出地狱般的呼啸声，如雨点般砸向同登日军阵地。那片小小的山头，瞬间就被爆炸的火光和浓烟所吞噬。大地在颤抖，群山在回响。幸存的日军士兵，被这从未见过的恐怖景象吓得魂飞魄散，很多人甚至以为是天神发怒，纷纷扔下武器，四散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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