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山城，秋意已深。浓雾如同化不开的牛乳，将这座战时首都层层包裹，嘉陵江的号子声在雾中显得沉闷而遥远。我站在参谋本部办公室的窗前，玻璃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窗外的黄桷树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雾气，像极了当下的战局，看似平静，实则处处都隐藏着看不清的杀机。
桌上的电报堆积如山，每一份都蘸满了前线的血与火。自入秋以来，华北日军的报复行动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那场席卷了正太、同蒲、平汉铁路沿线的大规模破袭战，虽在战术上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极大振奋了全国人心，但也彻底激怒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个矮胖的日本将军在地图前暴跳如雷的模样。他麾下的部队，正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在河北、山西、察哈尔的广袤土地上，推行着他们的“烬灭作战”。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份文件，来自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亲笔信。信纸是前线常用的那种粗糙的土纸，墨迹却力透纸背，字里行间充斥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和沉痛。信中详细描述了日军的“三光”战术——杀光、烧光、抢光。他们以铁路和公路为依托，分区域、分批次地进行“扫荡”，用梳子一样的战术，一遍遍地刮着华北的土地。村庄被夷为平地，粮食被抢掠一空，青壮年被掳走或屠杀，水井被填埋，甚至连牲畜和农具都不放过。卫立煌在信的末尾写道：“……此非作战，乃灭绝种族之暴行。我华北军民，正以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然则，弹药奇缺，医药匮乏，将士饥寒交迫，百姓流离失所。夏公，每念及此，五内俱焚。前方战事，我等必死战不退，惟后方补给与战略指导，万望公费心。”
我将信纸缓缓放下，指尖有些冰凉。作为这一切的最高指挥者，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几乎要将我的脊骨压断。华北的破袭战是我亲自批准并提供了有限的军火支持的。决策的那一刻，我就预料到了日军可能的反扑，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残暴程度，或者说，我低估了人性之恶的下限。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华北的地图，太行山、吕梁山的褶皱如同一道道伤疤。我知道，在那里的每一道山谷，每一片村庄，都在上演着人间惨剧。
我的决策，究竟是拯救了更多的人，还是将更多的人推入了火坑？这个问题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的内心。但我没有太多时间沉湎于这种自责。战争就是一部巨大的、无情的绞肉机，作为操纵它的人，任何一丝的软弱和犹豫，都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情绪的波动压到心底最深处。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自我鞭挞。
我走到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整个中国的地形地貌尽收眼底。华北地区，红蓝色的箭头犬牙交错，密密麻麻。我闭上眼睛，脑海中开始进行高速的兵棋推演。日军的优势在于机动性和火力，他们的“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我们的抗日武装分割、包围、剿杀。而我们的优势，在于广袤的土地和不屈的人民。
“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国策，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就必须转化为“以机动对机动，化整为零，袭扰敌后”。我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开始勾画。不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破袭战了，那会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的力量一次性消耗掉。必须把部队化整为零，以师为单位，甚至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广大的乡村和山区，避开日军的锋芒，像无数根钢针，扎进敌人的血肉里，让他们坐立不安，寝食难安。
我叫来了作战厅厅长刘斐。他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神情永远严肃，一丝不苟，是我最为倚重的臂膀之一。
“敬农兄，请坐。”我指了指桌前的椅子，将卫立EOLI煌的信递给了他。“看看吧，华北的局势。”
刘斐扶了扶眼镜，仔细地阅读着，眉头越锁越紧。他看完后，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总长，日本人的手段，已经完全突破了底线。这是要彻底摧毁我们的战争潜力和抵抗意志。”
“不错。”我点了点头，“所以，我们之前的战术也需要调整了。硬碰硬，我们是鸡蛋碰石头。现在，我们要做水，无孔不入，要作风，无影无踪。让日本人每一拳都打在空处，让他们庞大的战争机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将我在地图上的构想，详细地向刘斐阐述了一遍。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我要求作战厅立刻拟定一份《关于华北地区作战形态转化的指导纲要》，核心思想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并将其提升到整个华北战区的战略指导层面。同时，命令后勤部门，不惜一切代价，调集一批药品和电台，优先补给华北。武器弹药可以缴获，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通讯人才，损失一个都是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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