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山城，秋意未浓，暑气也未曾完全消散，唯有那连绵不绝的阴雨，将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潮湿而压抑的氛围里。江面上的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重，它们像灰色的幔帐，遮蔽了天空，也仿佛预示着某种更加沉重、更加令人窒-息的阴霾，正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这个苦难的国家聚拢而来。
戴笠在那天深夜送来的情报，像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镇在了我的心底。日军大本营批准的“第101号作战”，以及授权使用“特殊化学武器”的命令，意味着敌人已经彻底撕下了最后一点伪装，准备用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方式，来摧毁我们的抵抗意志。
九月的第一周，就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死寂中开始了。华北“百团大战”的炮火仍在继续，但所有人都知道，那里的辉煌，是以点燃了敌人更疯狂的怒火为代价的。而这份怒火的第一波报复，倾泻在了重庆上空。
“第101号作战”开始了。
与以往的轰炸不同，这一次，敌人的攻击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冷酷，也更加具有毁灭性。他们不再满足于对军事目标或工业区的零星攻击，而是动用了前所未有的机群规模，对重庆的主城区，实施了长时间、高强度的“疲劳轰炸”和“地毯式轰炸”。
九月三日，一个阴雨初歇的下午，凄厉的防空警报再次响彻全城。我站在防-空洞的观察口，用望远镜望向天空。在厚重的云层之上，隐隐传来一阵阵如同蜂群般的嗡鸣。片刻之后，云层被撕开，数十个银色的光点，排着整齐的队形，出现在了视野之中。
“是敌军的‘马可波罗’！”身边的防空参谋，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他指的是意大利授权日本生产的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因为其修长的外形和双垂直尾翼，被我们一线部队如此称呼。这种飞机，比常见的九六式陆攻，能携带更多的炸弹。
“有多少架？”我沉声问道。
“第一波，目视至少五十架！后续还有！总数可能过百！”
我的心猛地一沉。上百架轰炸机，对一座几乎没有有效空中防御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很快，黑色的“蛋”，开始从那些银色的机腹下，雨点般地落下。它们在空中划出尖啸的弧线，如同死神的镰刀。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爆炸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仿佛整座城市都被投入了一个巨大的石臼，正在被一柄无形的巨锤，反复地捶打、粉碎。
我放下了望远镜，面沉似水。我不用看，也能想象出外面的惨状。我知道，此刻的渝中半岛，那些刚刚从瓦砾中重建起来的街道、商铺，那些吊脚楼里挣扎求生的普通百姓，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地狱。
“我们的空军呢？”我问身边的空军联络官。
他满脸通红，嘴唇哆嗦着，羞愧地低下了头。“报告次长……我们……我们只起飞了八架伊-15。敌人的护航战斗机太多了，是新式的零战……我们的飞机，刚一接战，就被……就被打下来了四架……”
我沉默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去责备那些同样是用血肉之躯去搏斗的飞行员吗？伊-15，那种双翼、开放式座舱的“老古董”，在代表着日本航空工业最高水平的零式战斗机面前，无异于螳臂当车。每一次起飞，都只是为了用自己的牺牲，去书写一行悲壮的、毫无用处的报告而已。
“命令所有高射炮群，集中火力，给我打！”我对着电话，发出了近乎咆哮的命令，“就算打不下来，也要把他们的队形给我打乱！不能让他们如此从容地投弹！”
然而，我心里清楚，这也是徒劳的。我们部署在城区周围的高射炮，口径小，数量少，射高也有限。对于那些在万米高空上飞行的敌机来说，我们的炮火，更像是一种无能狂怒的烟火表演。
这场轰炸，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当警报解除，我走出防-空洞时，一股浓烈的、混杂着硝烟、尘土和某种不祥的焦糊味的气息，扑面而来。远方的城区，浓烟滚滚，数十处火头，将半个天空都映成了不祥的红色。
伤亡报告，在傍晚时分，送到了我的案头。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看着那份报告，一夜无眠。我第一次，对“胜利”这个词，产生了怀疑。就算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但脚下这座被烧成白地的城市，和那成千上万的、被埋在瓦砾之下的冤魂，又能回来吗？
在重庆被烈火焚烧的同时，南方的局势，也在急剧恶化。
九月五日，戴笠送来了关于日法谈判的最新情报。
“德古总督，已经顶不住了。”戴笠的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东京向维希政府直接施加了压力。贝当的那个傀儡政权，命令德古，必须‘为了法兰西的荣誉’，接受日本的‘和平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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