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重庆，暑热未消，反而在连绵的阴雨和短暂的晴日间反复横跳，将整座山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墙壁上渗着湿冷的水珠，文件纸张都带着一股软塌塌的霉味。然而，比这天气更让人心烦意乱的，是来自日本人的“按时问候”。
自从宜昌陷落之后，日军的航空兵团仿佛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前进基地。他们的九六式陆攻和新式的一式陆攻，可以搭载更多的炸弹，以更短的航程，更频繁地光顾重庆。八月的第一周，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凄厉的防空警报，成了这座城市最准时的报时器。
八月一日，一个闷热的午后，警报声再次划破天际。我正在防空洞的指挥中心里，与后勤总署的几位主官，商讨着国内兵工生产的窘境。滇越、滇缅两条大动脉的同时断绝，对我们本就孱弱的军工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次长，情况……很不乐观。”后勤总署署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大前辈，满面愁容地指着一张生产报表，“我们最大的几个兵工厂，比如汉阳的，金陵的，大部分设备都内迁到了重庆、昆明和广西。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进口的优质钨钢，我们连最基本的枪管都难以保证质量。炮钢更是想都不要想。至于航空汽油，我们几个炼油厂搞的‘桐油裂解法’，产量低得可怜，品质也差，只能勉强供侦察机和教练机使用。前线的战斗机，用我们的油，飞不了半个小时就得趴窝。”
另一位负责弹药的将军补充道：“弹药方面，问题更大。我们能自产7.92毫米的中正式步枪弹，但质量参差不齐，卡壳、炸膛的事故率，一直降不下来。至于炮弹，尤其是105毫米以上的重炮炮弹，几乎完全依赖战前库存和外购。现在路断了，库存是用一颗少一颗。前线的重炮部队，我已经下令，非到万不得已，不准开火。”
他的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用一颗，少一颗”，这六个字，像六把冰冷的锥子，扎在我的心上。我仿佛能看到，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我们数百万的将士，正拿着质量低劣的武器，数着口袋里为数不多的子弹，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师团。
就在这时，地面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头顶的灯泡疯狂摇晃，簌簌地落下灰尘。爆炸声，沉闷而连贯，如同巨人在地底擂鼓。经验告诉我，这是敌人的重磅炸弹，落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是市区！”一名负责防空情报的参谋大声报告，“敌机大约三十六架，正在对渝中半岛进行地毯式轰炸！”
我的拳头，在桌子下面悄然握紧。渝中半岛，那里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人口最密集的居民区。每一次轰炸，都意味着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要倒在血泊之中。
会议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走到巨大的地图前，目光却没有聚焦在任何一条战线上，而是仿佛穿透了这厚厚的山体，看到了那片正在燃烧的城区。我看到了倒塌的房屋，哭喊的孩童，和在瓦砾中疯狂刨着，试图救出亲人的市民。
这就是战争。它不只是地图上的红蓝箭头，不只是冰冷的伤亡数字。它是每一个家庭的破碎，是每一滴流淌的鲜血和眼泪。而我，坐在这里，调兵遣将，却无法保护我身后这座城市里最无助的百姓。这种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内心。
“次长，”戴笠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刚刚得到的消息，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正式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希望他们允许非军事物资继续通过滇越铁路的请求。同时，日本特使西原一策，正在河内，与新上任的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德古（Jean Decoux），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内容是什么？”我头也不回地问。
“日本人要求，在印度支那北部，获得海、陆、空军的通行权，并使用当地的港口和机场。作为交换，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该地的主权。”
“尊重？”我冷笑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何曾有过好心？这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法国人已经亡国了，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日本人想什么时候切，就什么时候切。他们现在虚与委蛇，不过是想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对我们西南后方的战略包围。”
“次长所言极是。”戴笠的语气里，也带着一丝寒意，“一旦日本人进驻越南北部，他们的飞机，从河内的机场起飞，轰炸昆明和广西，将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的整个西南大后方，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滇缅公路，恐怕也将永无宁日。”
南边的威胁，如同乌云压城。而西边的希望，则渺茫得像风中的残烛。
八月的第二周，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英吉利海峡上空。八月十三日，德国空军发动了代号为“鹰日”的大规模空袭，企图一举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防线，为接下来的“海狮计划”——登陆英国本土，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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