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第二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欧洲。
法国战场的局势,以一种雪崩般的速度,彻底崩坏。六月十日,就在我们为张将军举行国葬的余哀未了之时,意大利那个投机的小丑墨索里尼,终于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对英法宣战,从背后给了摇摇欲坠的法国一刀。
消息传来,重庆的政界和舆论界一片哗然。那些一直对英法抱有幻想,期盼着他们能在远东遏制日本的人,此刻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法国完了。”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会议上,我看着地图上德军装甲集群那势不可挡的红色箭头,用一种近乎宣判的语气说道。
“不会吧?”一位与法国方面素有往来的外交部官员不敢相信地反驳道,“法国拥有号称欧洲最强大的陆军,还有那条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我冷笑一声,“那不过是一条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罢了。战争的形态已经改变了。德国人的飞机和坦克,早就绕过了那条无用的防线,从阿登山区,直接插进了法国的心脏。先生们,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从今天起,我们不能再指望法国能在远东问题上,给予我们任何形式的支持和帮助。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开始警惕,法国在东南亚的那些殖民地,会成为日本人下一个觊觎的目标。”
我的话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所有人都明白,法国的崩溃,对中国的抗战,意味着什么。滇越铁路,这条我们赖以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重要生命线,它的终点,就在法属印度支那。一旦法国倒下,日本必然会向新的维希政府施压,切断这条铁路。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雪上加霜。
果然,仅仅四天之后,六月十四日,德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巴黎。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又过了几天,贝当元帅的投降政府成立,并向德国请求停战。
消息如同瘟疫一般,在重庆的上空蔓延。悲观、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在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群中滋生。他们认为,既然连强大的法兰西都投降了,中国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又怎么可能独自抵抗强大的日本?汪精卫在南京的伪府,似乎在一夜之间,又多了几分“合理性”。
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下,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让林蔚安排了一次记者会,邀请了所有驻重庆的国内外媒体。
在闪光灯的包围下,我站在巨大的中国地图前,声音清晰而坚定:
“我知道,最近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沮丧。一个曾经的世界强国,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宣告屈服。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中国,不是法国。”
“法国的失败,是精神的失败。他们的政府和军队,在最关键的时刻,丧失了抵抗的意志。而中国,恰恰相反。我们打了将近三年,我们失去了大片的国土,我们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军民,但我们的抵抗意志,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愈发顽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后,就是家园,我们无路可退!”
“我承认,法国的投降,会让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日本人一定会借此机会,向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这吓不倒我们。抗战打到今天,我们靠的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国际援助,而是我们四万万同胞自己的血肉长城。只要我们自己不倒下,就没有人能打败我们!”
“枣宜会战的胜利,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战略,有必死的决心,我们就能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他们!我们会失去更多的土地,我们会牺牲更多的人,但我们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时间,和正义,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的这番讲话,通过报纸和电台,迅速传遍了整个国统区,甚至传到了敌后。它像一剂强心针,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稳住了因法国溃败而动摇的民心士气。
但是,作为总指挥官,我知道,光靠言语是不够的。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六月的第三周,日本人的动作,比我预料的还要快。
六月十九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向摇摇欲坠的法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即关闭滇越铁路,并接受日军派遣“监视团”进驻法属印度支那。
戴笠的情报,几乎是与日本人的通牒同时送到了我的案头。情报的末尾,还附上了一段让他手下不惜代价搞到的、日本参谋本部内部会议的记录摘要。
“……法国之失败,乃天佑我皇国。帝国南进之障碍已除。应立即切断援蒋路线,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同时,掌控法属印度支那之资源,以为‘大东亚圣战’之基石……”
“南进……”我看着这两个字,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这印证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判断。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机器内部,始终存在着“北进”(攻击苏联)和“南进”(夺取东南亚资源)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现在看来,随着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海军所主导的“南进”派,显然已经占据了上风。他们认为,趁着英法荷等老牌殖民国家自顾不暇,夺取盛产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东南亚,是帝国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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