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山城，溽暑提前而至。黏腻的江风裹挟着湿热，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整座城市罩在其中，让人喘不过气来。枣宜会战的硝烟刚刚在地图上散去，但那股混杂着血腥与火药味的气息，却仿佛顺着电波，跨越千山万水，渗透进了参谋本部的每一个角落，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甚至可以说是虚幻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颂扬，将这场惨胜描绘成扭转乾坤的史诗，将我塑造成运筹帷幄的“军神”。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面对那张巨大的沙盘时，心中涌起的，不是骄傲，而是无尽的疲惫与沉重的悲哀。那面插在南瓜店位置的黑色小旗，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灵魂深处。我赢得了战役，却永远地失去了荩臣兄。
六月的第一周，整个重庆都沉浸在一种交织着悲壮与激昂的复杂情绪之中。张自忠将军的国葬，是这场情绪的最高潮。
那一天，山城万人空巷。自储奇门码头至沧白路的街道两旁，黑压压地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民众。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稚气未脱的孩童，有身着蓝布长衫的市民，也有来自工厂的工人。他们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地站着，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无声的泪水。当覆盖着青天白日旗的灵柩在沉重的哀乐声中缓缓经过时，人群中爆发出压抑的哭声，那哭声汇成一片悲伤的海洋，拍打着这座英雄的城市。
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身着笔挺的陆军上将礼服，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我的目光平视前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维持着军人应有的肃穆与坚毅。但我知道，我的内心早已被巨大的悲痛所淹没。我仿佛能看到荩臣兄那魁梧的身影，听到他那洪钟般的笑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他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夏弟，你放心，有我张自忠在，日本人的铁蹄，休想踏过襄河一步！”
他用生命践行了诺言。襄河未失，但他却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葬礼结束后的几天，我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处理着堆积如山的战后文件。枣宜会战的详细战报、伤亡统计、物资损耗清单……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我军伤亡十一万余人，其中阵亡将士超过四万五千人。第33集团军几乎被打残，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也元气大伤。我们用巨大的代价，换来了歼敌五万、粉碎日军战略企图的惨胜。
林蔚推门进来，将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我的桌上。“次长，这是第五战区呈报的此役有功将士叙奖名单，请您审定。”
我拿起名单，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在“张自忠”那个名字上，停留了很久。我提笔，在旁边批下八个字：“追晋陆军一级上将，国葬。”然后，我合上文件，递还给林蔚，声音沙哑地说道：“告诉军政部，抚恤金必须在两个月内，分文不少地发放到每一位阵亡将士的家属手中。如果有人敢在这上面动歪脑筋，不论是谁，军法从事。”
“是。”林蔚立正答道，但他没有立刻离开，脸上带着一丝犹豫。
“还有事？”我问道。
“次长，关于宜昌的防务……”林蔚的语气有些沉重，“虽然我们赢了会战，但宜昌毕竟还是落入了敌手。如今，日军的航空兵力可以以此为基地，直接威胁石牌要塞，甚至可以飞临重庆上空。第六战区陈诚长官连发三封急电，请求加强江防兵力。我们……是不是需要从第五战区抽调部队增援？”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宜昌，是插入我们长江防线心脏的一把尖刀。它的失守，使得陪都的空中门户洞开，也使得日军下一次发动攻势时，有了一个极其便利的前进基地。园部和一郎虽然在北线输得一败涂地，但他在南线，却成功地实现了部分战略目标。
我走到地图前，目光在宜昌和石牌之间来回移动。石牌要塞，是拱卫重庆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第五战区刚刚经历血战，部队亟需休整补充，暂时不能动。”我沉思了片刻，做出了决断，“命令：将胡宗南的第17集团军，从第九战区调往第六战区，划归陈诚指挥，负责巴东、秭归一线的江防。另外，命令空军，将我们最新从美国人那里弄来的那批P-40战斗机，优先部署到梁山和恩施机场。告诉飞行员们，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日军飞机越过石牌上空！”
“可是……这样一来，第九战区的兵力就显得薄弱了。”林蔚提醒道。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但现在，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宜昌之失，是心腹大患，必须先稳住这里。至于第九战区，让薛岳自己多想想办法。我相信他的能力。”
做完这些部署，一股深深的疲惫感再次袭来。战争，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停歇的棋局。你刚刚吃掉对方一个子，对方的另一颗棋子，却已经悄悄地移到了一个更致命的位置。作为棋手，我没有时间去回味胜利，只能马不停蹄地去弥补新的漏洞，应对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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