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第二周，重庆的天空，变得愈发阴沉。并非因为天气，而是因为悬在城市上空的死亡威胁。
日军的报复，来得比预想中更快，也更残忍。在地面战场上吃了亏，他们便将怒火倾泻到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头上。自从五月以来，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其规模和频率，都在不断升级。而进入六月，这种轰炸，几乎变成了家常便饭。
“呜——呜——呜——”
尖锐、凄厉的防空警报，再一次毫无征兆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关于华北敌后战场的情报，那声音仿佛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我的心脏。
“次长！快！进防-洞！”林翰文连门都来不及敲，直接冲了进来，脸上满是焦急。
“慌什么。”我放下文件，站起身，走到窗边。只见远方的天空中，已经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黑点。它们排着整齐的队形，像一群逐臭的苍蝇，嗡嗡地向着这座城市扑来。紧接着，城内各处的防空炮开始怒吼，在灰色的天幕上，炸开一团团黑色的烟云。
“今天来的，比以往都多。”我喃喃自语。
“是的，次长。雷达站报告，至少有三个批次，超过一百架敌机！”林翰文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没有动。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能看到，地面上，无数渺小的人影，正在惊慌地奔跑，涌向那些简陋的防空设施。我也能看到，高射炮的火力网虽然看似密集，却根本无法真正威胁到万米高空之上的敌机编队。这又是一场不对等的屠杀。
很快，第一枚炸弹落下的声音传来。那不是一种单纯的爆炸声，而是一种沉闷的、撕裂大地的巨响，仿佛地球的深处，有一头怪兽在痛苦地咆哮。紧接着，便是连绵不绝的爆炸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震耳欲聋。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窗户的玻璃发出“嗡嗡”的悲鸣。一根根粗大的黑色烟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冲天而起，像一株株死亡的植物，迅速地生长、绽放。
我的办公室，在这剧烈的震动中，仿佛是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桌上的文件被震得四处飞散。林翰文死死地护在我的身前，但我却推开了他。
我的目光，透过烟与火的间-隙，望向了这座正在呻吟的城市。我看到了燃烧的房屋，看到了倒塌的墙壁，我仿佛能听到瓦砾下传来的哭喊与呻吟，能闻到空气中弥漫开来的、那股混杂着硝烟与血腥的焦糊味。
这就是战争。它不只发生在血肉横飞的前线，也发生在这看似安全的后方。敌人无法在战场上征服我们的军队，便企图用这种残暴的方式，摧毁我们人民的意志。
许久，轰炸终于过去了。当最后一架日军飞机消失在天际，当那令人窒息的引擎轰鸣声远去，警报解除的信号才响起。我走出小楼，外面的世界，已经如同地狱。不远处的街道，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弹坑，原本的房屋，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幸存下来的人们，正从藏身之处走出来，他们脸上没有泪水，只有一种混杂着悲愤、恐惧和麻木的表情。他们开始沉默地在废墟中挖掘，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我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那股名为“愤怒”的火焰，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烧成灰烬。但我不能。我越是愤怒，头脑就必须越是清醒。
“翰文，”我转过身，声音平静得可怕，“去告诉戴笠，我要知道，日军在武汉的航空队，其驻地、规模、机型、指挥官，所有的一切。三天之内，我必须看到完整的报告。”
“次长，您是想……”林翰文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
“他们有飞机，我们也有。”我的声音里，带着钢铁般的冰冷，“命令空军，所有能飞的飞机，全部进入战备状态。我要让他们知道，重庆的血，不会白流！”
然而，就在我准备策划一场针对武汉日军机场的报复性空袭时，一份来自北方的绝密情报，却让我不得不暂时将这个计划搁置。
这份情报，与华北的战事无关，与中原的对峙也无关。它来自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诺门罕。
六月的第三周，我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这份只有寥寥数语的情报，以及摊开在桌上的、那张比例尺极大的远东地图。
情报显示，自五月中旬以来，在满洲国与外蒙古的边境线上，一支名为“关东军”的日军部队，与苏联的远东红军，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冲突的规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飞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
“诺门罕……”我的手指，在地图上那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划过。我的大脑，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将这个信息与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时代的所有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联系在了一起。
“次长，您已经看了一天了。”林翰文小心翼翼地给我换了一杯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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