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武汉，秋老虎依然肆虐，但笼罩在这座三镇之城上空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暑气。万家岭大捷的喜悦，如同投入湖中的一颗巨石，激起的巨大波澜尚未平息，但更深层的暗流——那是对战争走向的焦虑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已经悄然涌动。胜利的狂欢，就像一场短暂的烟火，绚烂过后，留下的，是更加深沉而凝重的夜。长江的水，依旧日夜不息地向东奔流，但江面上，除了运送伤员和补给的民船，更多的是逆流而上，满载着工厂机器、政府档案和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的轮船。这座城市，像一个外表依然坚强，内里却已开始准备后事的巨人，于喧嚣和悲壮中，默默地计算着自己的余生。
我的参谋本部，依旧是整座城市最繁忙、最紧张的心脏。万家岭的胜利，并没有给我带来片刻的喘息。恰恰相反，它像一针强心剂，让整个战局的节奏，骤然加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场战役的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中日两国在国力与军力上的巨大差距。冈村宁次，那头被我们狠狠地揍了一拳的猛兽，绝不会就此善罢甘甘休。他只会以百倍的疯狂和残忍，发动更猛烈的反扑。地图上，代表着日军的蓝色箭头，非但没有因为万家岭的惨败而后退，反而在长江北岸和华南的海岸线上，呈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我知道，对于武汉，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最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十月，将是决定命运的一个月。
一、第一周（10月1日-10月7日）：凯歌声中的警钟
十月的第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按照惯例，本应有盛大的庆祝活动。但在此刻的战时首都武汉，一切都被简化了。没有阅兵，没有游行。只有清晨在政府大楼前，举行的那一场简短而肃穆的升旗仪式。
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时，我站在观礼的人群中，看着广场上那些自发前来的民众。他们的脸上，交织着万家岭大捷带来的骄傲，和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忧虑。他们高唱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声音嘹亮，却带着一丝悲怆。我看到许多人的眼角，都噙着泪水。
“韩次长，真是扬眉吐气啊！”仪式结束后，军政部长何应钦走到我的身边，满面红光地说道，“万家岭这一仗，打出了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把薛伯陵那只‘老虎’的威名，也彻底打了出来。现在，全国上下的士气，空前高涨。我看，小日本想要攻下武汉，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我无法像他那样乐观。作为事实上的总指挥，我看到的，远不止一场胜利的光环。我看到的是，为了这场胜利，我们付出的那四万多名将士的生命；我看到的是，我们已经投入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后续兵力，已是捉襟见肘；我更看到的是，在地图的其他方向，那正在悄然收紧的、致命的绞索。
回到参谋本部，我立刻召集了所有高级参谋，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作战室里的气氛，与外面庆祝的氛围，截然不同。这里，只有凝重和紧张。
“先生们，我知道，现在外面都在庆祝胜利。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现在，还远不是我们弹冠相庆的时候。”我的开场白，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每个人的头上。“万家岭的胜利，只是战术上的成功，它暂时打残了日军第十一军的一个师团，迟滞了他们在长江南岸的进攻。但是，在战略上，我们依然处于绝对的被动。冈村宁次的主力尚在，而更危险的敌人，正在从另外两个方向，逼近武汉的心脏。”
我的手，重重地拍在了地图上的两个点上。
一个，是长江北岸的要塞——田家镇。
另一个，是平汉铁路上的重镇——信阳。
“田家镇，位于长江中游最狭窄的地段，素有‘锁喉’之称。我们在这里，经营了数年之久，构筑了坚固的要害工事，部署了我们最精锐的炮兵部队。但是，根据最新情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已经将他的指挥部，前移至安庆，并且调集了超过五个师团的兵力，协同海军第三舰队，准备对田家镇，发动毁灭性的总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绝对的优势兵力和火力，一举砸开我们武汉的北大门！”
“而在更北面的平汉线上，日军第二军，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指挥下，虽然在大别山里被我们拖得精疲力竭，但他们已经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与我们纠缠于山区，而是集中了第十、第十三两个精锐师团，猛攻信阳。信阳，是平汉铁路的咽喉，一旦失守，不仅意味着我们北方最重要的陆路交通线被切断，更意味着，日军可以从信阳南下，与沿江的第十一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我们守卫武汉的数十万大军，彻底包围、分割。”
我的话，让作战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刚才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参谋们，此刻的脸上，都写满了严峻。他们都是专业的军人，他们都明白，田家镇和信阳，这两个点，任何一个失守，对于整个武汉会战来说，都将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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