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武汉，溽热如同密不透风的棉被，将整座城市包裹得严严实实。长江的水面在烈日下泛着刺眼的白光，江上往来的船只汽笛声，与城内嘈杂的人声、车马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纷乱而焦灼的交响。然而，在我位于参谋本部的办公室里，却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巨大的地图上，徐州那个曾经牵动全国人心的战略支点，此刻已经被一个巨大的红色圆圈彻底覆盖。从那个圆圈里，再也没有任何成建制的电报发出。寂静，有时候比最激烈的炮火声更让人心胆俱裂。
时钟的指针，艰难地迈入了五月的第一周。这七天，对我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同在炼狱中煎熬。徐州突围的命令，是我亲口下达的。那个“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向死而生”的决绝指令，将六十万大军的命运，彻底分散到了广袤的豫皖苏平原之上。我赋予了他们生存的希望，也亲手将他们推入了一片充满未知和死亡的黑暗森林。
作战厅里，烟雾缭绕，空气浑浊不堪。没有人说话，只有电报机偶尔响起的滴答声，像是在为那些失联的部队敲响丧钟。年轻的参谋们，包括陈宏在内，脸上都带着一种混合着疲惫、焦虑和绝望的神情。他们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地图，仿佛想用目光穿透那层薄薄的纸，看到那些正在血泊中挣扎的袍泽。
“次长，喝口水吧。”作战处长刘斐将一杯滚烫的茶水放到我的手边。他的声音沙哑，昔日笔挺的腰杆也有些佝偻。这一个星期，他和我一样，几乎没有合过眼。“已经三天了，还是没有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主力的消息。李长官的指挥部也只在两天前发来一封简短电报，说他们正被日军第16师团一部追击，处境艰难。”
我没有碰那杯茶，指尖的香烟已经燃到了尽头，灼痛了我的皮肤，我却浑然不觉。我的目光，落在了徐州西南那片犬牙交错、水网纵横的区域。我能想象，无数的弟兄们，正在那片泥泞的土地上艰难跋涉。他们忍受着饥饿、疲惫和伤痛，身后是日军的追兵，头顶是盘旋的敌机。每一次枪响，每一次爆炸，都可能意味着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
我错了吗？
这个念头，如同毒蛇一般，在午夜梦回时啃噬着我的内心。如果我下令死守徐州，也许……也许能再创造一个台儿庄式的奇迹？不，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那不是奇迹，那是自杀。日军投入了超过三十万的重兵集团，三面合围，海陆空协同。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打一场阵地消耗战，等于用血肉之躯去填一个无底洞。舍弃徐州，保存军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可是，道理是冰冷的，现实却是滚烫的，是用无数士兵的鲜血染成的。作为那个下达命令的人，我必须承担这份沉重如山的责任。
“继续呼叫。”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摩擦，“命令所有电台，不间断地向豫皖苏地区进行盲发广播。内容只有一个：‘各部突围将士，向西，向西！第一战区主力已在兰封、商丘、归德一线建立防线，接应你们！’重复广播，直到我们收到回音为止！”
“是！”陈宏领命而去，脚步踉跄，险些摔倒。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热浪夹杂着街市的喧嚣扑面而来。报纸上依旧在连篇累累地分析着台儿庄大捷的意义，民众的脸上还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们不知道，就在此刻，一场关乎国运的生死大逃亡，正在离他们并不遥远的地方惨烈上演。他们更不知道，作为那个被他们誉为“台儿庄之杰作”的缔造者，我正承受着何等的痛苦和压力。
“次长，”刘斐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根据目前零星情报做出的初步损失评估……非常不乐观。”
我接过来，只看了一眼，便觉得一阵天旋地转。那上面每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邓锡侯的川军集团军，在滕县以南担任阻击任务，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几乎被打残。庞炳勋的军团，在临沂外围与板垣师团死战，突围时又遭重创，建制已经不完整。而那些被我命令分散突围的中小部队，更是生死未卜，恐怕多数已经……
我的手微微颤抖，几乎捏不住那张薄薄的纸。
“告诉后勤部门，”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立刻在豫西地区建立最大容量的野战医院和收容站。准备好足够的药品、粮食和衣物。只要有一个弟兄从包围圈里爬出来，我们就要把他救活！”
“明白。”
就在这时，一名机要参谋兴奋地冲了进来，声音因为激动而变了调：“报告次长！联系上了！是宋希濂的第71军！他们已经成功跳出包围圈，抵达了豫东的仪封地区！”
这无疑是连日阴霾中透出的第一缕阳光。我一个箭步冲到地图前，作战参谋迅速标出了宋希濂的位置。71军是中央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的成功突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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