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重庆，湿热得令人窒息。空气沉甸甸地压下来，黏腻的汗水无休止地浸透了我的军装。嘉陵江水在窗外奔腾，却仿佛被这沉闷的天气压抑了声息，只有隐约的涛声，如同远方传来的闷雷，预示着一场旷世的暴雨即将倾盆而下。我，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被雾气笼罩的远山，心头如同被一块巨石压住，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七月，这是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八年血战的开端，也是我真正指挥这场战争的序幕。我的神经，如同绷到了极致的琴弦，每一寸都在颤抖，随时等待着那一声撕裂天际的巨响。
七月第一周：待命的刀与即将倾覆的平静
七月一日，一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日子，却在重庆的潮湿闷热中显得格外平静。然而，这份平静，只是表象，只是暴风雨来临前，那短暂而令人绝望的死寂。我的办公室里，电报机的滴答声，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而急促，每一声都像一把尖刀，一下下地扎在我的心头。
“韩将军，这是今早北平特务处加急发来的电报。”情报负责人赵国文将军，面色严肃，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铁青。他将一份薄薄的电报递到我手中，语气沉重得仿佛承载着千钧之力，“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集结的兵力，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们的挑衅，也越来越赤裸。昨夜，日军一支小队公然越过我方警戒线，在我方阵地前鸣枪示威。”
我接过电报，上面字字句句都透着日军的嚣张跋扈与蓄谋已久。我的指尖在纸上摩挲，感受着那冰冷的油墨，仿佛能触碰到侵略者刺刀上的寒光。我的胸腔里，一股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几乎要将我吞噬。这种被欺凌、被压迫的屈辱感，让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然而，我必须冷静，必须清醒。我是指挥者，是这个民族在黑暗中唯一的希望。
“赵国文，立即将这份电报呈报最高统帅部。”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但压抑不住的愤怒依然让我的语气变得有些沙哑，“命令华北驻军，尤其是第29军，务必保持最高警戒级别。所有阵地严防死守，所有官兵枕戈待旦。重申我的命令：绝不主动开第一枪！但若日军胆敢越界，胆敢向我方开枪，立即予以最猛烈的反击，绝不姑息！”
我知道，这种等待，这种克制，是何等的煎熬。就像是把一把已经出鞘的刀，强行压回刀鞘。但我也清楚，历史的进程并非人力可以完全改变。七七事变，是日军蓄谋已久的阴谋，是他们为了侵吞华北，进而侵略整个中国而精心策划的导火索。我无法阻止它发生，但我可以确保，当它发生之时，我们能以最有利的姿态应对，争取道义上的制高点，并为未来的全面抗战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赵国文领命而去，他的背影，在办公室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沉重。
当天下午，我召集了作战参谋李宗汉将军和后勤参谋陈思明将军，进行最后的战前部署。一张巨大的军事地图铺满了我办公室的整个桌面，卢沟桥、宛平城，这些地名此刻在我眼中，已不仅仅是地理标识，而是即将燃烧的火焰，是即将淌血的土地。
李宗汉将军用教鞭指着地图，他的脸上布满了疲惫，但眼神却异常锐利：“将军，29军各部已按照您的指示，完成最后阶段的防御工事修筑。隐蔽火力点、地雷阵、道路破坏的准备，全部到位。士气方面，将士们都憋着一股劲，誓死保卫北平！”
陈思明将军则汇报了物资调配情况：“将军，所有紧急调拨的弹药、粮食、医疗物资，已基本运抵华北各战略储备点。我们还在加紧组织民夫，开辟多条秘密运输路线，以备战时之需。”
我听着他们的汇报，心中稍稍感到一丝慰藉。至少，我的提前部署，让29军比历史上的同期有了更多的准备。这不仅仅是物资和战术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让他们知道，后方有指挥部在全力支持他们，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非常好！”我沉声说道，“现在，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等待。等待日军露出他们的狐狸尾巴，等待他们打响第一枪。然后，我们要以最猛烈的反击，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绝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羔羊！”我的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我的拳头，也再次紧紧握起。
这几天，我几乎没有合眼。无数的电话、电报，会议，让我的大脑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我甚至亲自给29军的几位核心将领（如宋哲元将军、张自忠将军，虽然我不能直呼其名，但他们是我的直接联系对象）去电，明确传达了我的战略意图：以守为主，相机而动，但绝不退让。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我都反复斟酌，确保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七月六日夜，北平的天空异常沉闷。我透过电报，几乎能感受到那份压抑。晚十时许，一份紧急电报如同惊雷般传到我的办公室：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再次举行大规模夜间演习，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城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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