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红头文件，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所有人的视网膜上。
标题是《关于开展首届“素质教育拓展周”活动的通知》，内容洋洋洒洒，充满了“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破除应试教育藩篱”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词句。
要求各班级踊跃申报课外活动项目，形式不限，学校将择优支持，并上报县教育局作为年度工作亮点。
底下围观的学生们议论纷纷，大多是茫然和无所谓。
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又一次“形式主义”的春天，一阵风刮过，最终什么都不会留下，只有中考的倒计时牌，依然是悬在头顶唯一真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又是应付检查的玩意儿。”李娟站在人群外围，双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她的眼神锐利而疲惫，早已看透了这套体制游戏的本质。
这些漂亮的口号，就像商店橱窗里精致的假人，看着光鲜，内里空空如也。
然而，陈景明却死死盯着那张通知，瞳孔里仿佛有火星在跳动。
他的呼吸微微急促，别人眼中的废纸，在他看来却是一扇意外打开的窄门。
他想起了孙主任在拆迁废墟前说过的话——“有时候制度必须冷，人才能热。”
这冰冷的制度，此刻正向他展露出一条可以发热的缝隙。
脑海中，那条冰冷的标签长河之上，一个词条被点亮，闪烁着机会主义的光芒：【规则的漏洞】。
当晚，宿舍熄灯后，陈景明点燃了半截蜡烛。
豆大的火苗在狭小的空间里摇曳，将他和他对面的李娟的影子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扭曲、拉长，像两个密谋的影子。
他将那本厚厚的“非课本笔记”放在桌上，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大红纸、一把剪刀和一瓶从美术课上“借”来的胶水。
在李娟不解的目光中，他笨拙地剪出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形，又用毛笔蘸着黑墨，模仿着公章的字体，在红纸上写下四个大字：“梁山堂记”。
做完这一切，他郑重地将这枚粗糙的“印章”贴在了“非课本笔记”的牛皮纸封面上。
瞬间，这本充满个人记忆和反叛精神的册子，摇身一变，仿佛成了某种古老社团的秘传典籍。
“《梁山堂文化传承实践手册》。”陈景明指着封面，一字一顿地念道，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庄重。
接着，他摊开另一张纸，上面是他早已拟好的草稿。
“项目申报书。主题：乡村口述史采集与研究。目标：通过对梁山村老一辈人的田野访谈，记录正在消失的农耕记忆、地方传说和民俗变迁，形成第一手乡土资料，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
李娟看到指导老师那一栏时，心猛地一跳，失声叫道：“你疯了？！”
那一栏赫然写着三个字：刘建国。
后面还用括号标注着：（已调任，远程指导）。
“这太冒险了！”李娟压低声音，语气急切，“刘老师已经走了，学校的人都知道。他们只要一查，我们就是伪造文件，欺骗学校！到时候别说项目，连处分都跑不掉！”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钉子，敲在现实上。
这是学霸的理性，是优等生对规则的本能敬畏。
陈景明没有反驳。
他只是沉默地从胸口口袋里，掏出那封被火燎过的、王强的信，轻轻放在桌上。
烛光下，那滴干涸的深色印迹格外刺眼。
“王强在信里说，工地上所有的人都在骗，只有他梦里的麦田是真的。”陈景明的嗓音有些沙哑，“我们现在，不也一样吗？我们只能用一个假的名目，去做一件真的事。”
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李娟：“我们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现在有人递进来一把看起来像钥匙的骨头，我们是闻一闻就扔掉，还是试着去开一次锁？”
李娟的目光从陈景明坚定的脸上，移到那封信上。
她仿佛能透过那薄薄的信纸，看到深圳工棚里那个四面透风的夜晚，看到王强躲在被子里，用录音机里传出的读书声，对抗着冰冷的现实。
“用假名目，做真事……”她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眼中的锐利和疲惫渐渐被一种复杂的光芒所取代。
那是挣扎，是动摇，也是被点燃的、不甘的火焰。
良久，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伸手拿过那份申报书。
“要做，就得做得像一点。”她的声音恢复了惯有的冷静，但多了一丝决绝，“签名我来模仿，刘老师的笔迹我练过。我们还要连夜编一套像模像样的访谈问卷和记录表格，把所有细节都做足。”
那一夜，小小的蜡烛燃到了尽头。
两颗年轻的头颅凑在一起，伪造签名、编造问卷模板、设计“田野访谈记录表”。
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在附录里加上了“梁山地区二十四节气农谚考”、“九零年代农村家庭结构变迁样本分析”等唬人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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