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锦时”在日本业务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与三井家、鸠居堂等重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陈怀锦在东京的时间越来越多，社交圈也无形中扩大。除了必须的商业应酬，他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些与“锦时”业务看似不直接相关，但能带来不同视角和思想碰撞的圈子。经三井康骏介绍，他偶尔会去参加一些在六本木、麻布一带举行的、参与者多为学者、艺术家、独立媒体人和社会创新者的非正式沙龙。这些沙龙规模不大，话题天马行空，但往往能遇到些有趣的人。
一个周五的深夜，苏晓雨因“星之声”工作室那边要赶一个重要的设定讨论会未能同行，陈怀锦处理完手头工作，想起三井康骏提起过今晚在六本木一栋老楼顶层，有个以“全球化下的东方身份认同”为主题的小型讨论会，主讲人是一位刚从剑桥访学归来的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想着去听听无妨，或许能有些启发，便独自前往。
沙龙地点在一家名为“琥珀”的隐蔽酒吧。酒吧不大，装潢是复古的Art Deco风格混合着日式元素，灯光幽暗，音乐是慵懒的爵士。角落里用书架简单隔出一个区域，十几个人或坐或站，围着一个穿着粗呢西装、头发花白、正在侃侃而谈的教授。讨论已经进行到后半段，话题从学术理论转向了更个人化的体验分享。
陈怀锦在吧台要了一杯单一麦芽威士忌，加冰，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安静地听着。参与者背景各异，有留日多年的中国学者，有在日企工作的韩国设计师，也有几位对东亚文化感兴趣的欧洲人。大家用英语夹杂着日语交流，气氛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种身份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原真性’的过度追求。”一个声音响起，用的是清晰、略带英伦腔调的普通话，在周围日语和英语的混杂中显得格外突出。“我们总在追问‘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日本/韩国？’，仿佛存在一个本质的、纯粹的、静止的‘根源’。但文化本身就是流动的、杂交的、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或许，真正的‘东方性’，不在于固守某种被发明的‘传统’，而在于我们如何在这个全球混杂的时代，创造性地处理自身的文化遗产，并以此参与对‘普遍性’的重新定义。”
这个观点颇有见地，且与陈怀锦对“锦时”文化内核的思考不谋而合。他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个坐在教授旁边、看起来非常年轻的亚洲男性，大约二十四五岁，穿着简单的白色棉质衬衫和卡其裤，戴一副无框眼镜，面容清秀，气质斯文，甚至有些书卷气，但眼神沉静，谈吐间逻辑清晰，引用的理论信手拈来，显然受过极好的学术训练。
教授显然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观点，连连点头，并向他提出了几个更深入的问题。年轻人一一作答，从容不迫，不时还引用几句德文或法文的哲学原文。他的出现，与酒吧里其他或时尚、或商务、或艺术气息浓厚的参与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像是一个误入尘世的年轻学者。
讨论在午夜前结束，人群渐渐散去。陈怀锦注意到那个年轻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独自走到吧台另一头，又要了一杯啤酒，然后从随身一个磨损得很厉害的帆布书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页泛黄的英文哲学原着，就着昏暗的灯光，旁若无人地看了起来，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
陈怀锦心中一动，端着酒杯走了过去，用中文打招呼：“刚才的发言很精彩。‘创造性地处理文化遗产’，这个提法我很赞同。”
年轻人抬起头，似乎对有人用中文搭话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温和的笑容，也切换回中文：“谢谢。只是些不成熟的随想。您是……？”
“陈怀锦。做点文化创意相关的事情，刚来日本不久。”陈怀锦简单介绍，在他旁边的高脚凳坐下，“听你口音，不像是长期在日本生活的？”
“秦川。在东京大学读博，社会哲学方向。刚来一年多。”年轻人——秦川——合上书，礼貌地回应，“之前在牛津待了几年。陈先生是做文化创意？具体是哪方面？”
两人就这样闲聊起来。起初的话题很泛，从刚才讨论会的主题，延伸到对中日当代艺术、流行文化的观察，再到全球化对地方性的冲击。秦川的知识面之广、思考之深，让陈怀锦暗暗吃惊。他不仅对法兰克福学派、后殖民理论如数家珍，对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工业、中国的网络文学现象也有独到的分析，甚至还能就陈怀锦提到的“Aether-Cura”AI系统的伦理问题，引申到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和本雅明的“灵晕”概念。
这绝非一个普通留学生能达到的层次。而且，陈怀锦注意到，秦川虽然穿着朴素（衬衫甚至有些洗得发白），用的帆布书包边缘都磨毛了，但他手腕上那块看似普通、实则是最新款、需要特殊渠道才能预订的卡西欧“MTG”系列复合材质腕表，以及他偶尔提及的、在瑞士滑雪、在冰岛看极光、在撒哈拉露营等经历，都隐隐透露出他不寻常的经济背景。尤其是当他提到“家里在山西有点小生意，搞矿的”时，那种轻描淡写到近乎刻意忽略的态度，反而让陈怀锦心中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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