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高森试图维持场面，“票价是公司定的，我说了不算。你们要是觉得贵，可以看别的电影嘛，《民族生存》就很好，三毛钱一场......”
“我们就要看《白夜逃亡》！”眼镜男生大声打断他，“凭什么要两块大洋？这不就是剥削吗？现在国难当头，你们还发这种财，良心让狗吃了？！”
“对！降价！降价！”其他学生跟着起哄。
人群外围，一些看热闹的市民越聚越多。有摆夜摊的小贩，有过路的黄包车夫，有附近商铺的伙计，都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有人低声议论：“学生又闹事了？”“为嘛呀？”“听说看电影太贵......”“两块大洋？是够贵的......”
高森急得直搓手。他真想叫几个兄弟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揍一顿，但王汉彰交代过，不能动手。这些学生打不得，一打就出事，到时候招来警察、记者，更麻烦。
就在这时候，王汉彰的车到了。
黑色雪佛兰轿车在人群外围停下，车门打开，王汉彰走了下来。他今天穿了身深蓝色的凡尔丁西装，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在路灯下一扫，所有人都安静了一瞬。
那是种常年混迹江湖养成的气场——不怒自威，带着一种“我见过比这更大的场面”的从容，还有一种隐隐的、让人不敢造次的狠劲。
“彰哥！”高森像见到了救星，连忙迎上来。
王汉彰摆摆手，示意他别说话。他走到学生们面前，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这些学生都很年轻，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最小的可能才十六七。他们的眼睛里，有愤怒，有倔强，还有一种天真的理直气壮——仿佛世界就应该按照他们想的运转。
王汉彰想起了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父亲刚死，他加入老龙头锅伙儿，虽说赵福林没让他拿着刀去跟人家拼命。但风里来、雨里去在码头上扛活，他一点也没少干。
那时候王汉彰也觉得愤怒，也觉得世界不公。自己一个堂堂的中学堂毕业生，怎么就跟一个大字也不认识的苦力一样，在码头上扛活了？但愤怒不能当饭吃。他学会了算计，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在泥泞里打滚。
可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年头，能够上得起学，这说明他们家境尚可，还能为了“理想”和“公道”走上街头。这更是一种奢侈，但他们不自知。
“同学们，”王汉彰开口，声音平和，但足够让所有人都听见，“电影票价是市场定的，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白夜逃亡》制作成本高，放映时间特殊，票价自然贵一些。这没什么好说的。”
“你这是剥削！”眼镜男生毫不退缩，反而上前一步，举着牌子几乎要戳到王汉彰脸上，“两块大洋，够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你放这种电影，不就是赚黑心钱吗？！”
王汉彰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激动的脸，突然有些恍惚。他想起了赵若媚。那个曾经也这样热血、这样天真、这样相信“公道”和“理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从承德回来后，见识过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见识过被子弹打死的士兵，她就彻底的老实了！
“同学，”王汉彰压下心里的烦躁，尽量让语气保持平静，“看电影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你们。觉得贵，可以不看。天宝楼还有别的电影，《民族生存》就很好，三毛钱。”
“我们就要看《白夜逃亡》！”另一个学生喊道，“凭什么穷人就不能看艺术？！”
艺术？王汉彰差点笑出来。这帮小子懂个几把艺术！看他们一个个憋得面红耳赤的揍性，他们就是来看外国娘们的大子奶的！
他真想给安连奎打电话，让他派几个心狠手辣的弟兄，好好给这帮不知道深浅的生瓜蛋子上一课！但转念一想，如果真把这帮学生揍出个好歹来，回头这帮小子再招来几百口子学生，天天在电影院门口闹事，那自己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更麻烦的是，现在《塘沽协定》刚签，日本人盯着，军统盯着，租界工部局也盯着。学生闹事，万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扣个“煽动学潮”、“破坏治安”的帽子，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王汉彰沉默了片刻。他看着这些学生，想起了几天前他们在街上游行喊口号的样子。高森说的没错，这帮小子就是没处撒火，把这股子邪火都撒在天宝楼影院了！
“这样吧，”王汉彰终于开口，“学生证半价。凭学生证购票，一块大洋。”
学生们愣住了。他们互相看看，交头接耳。一块大洋，还是贵，但至少是个让步。
“不行！还是太贵！”眼镜男生不依不饶，“五毛！最多五毛！”
王汉彰笑了，那笑容有点冷：“同学，我这是做生意，不他妈的开善堂。再说了，看这种电影，你们老师知道吗？父母知道吗？再闹下去，我叫警察了。”
最后这句话起了作用。学生们虽然愤慨，但也不想惹麻烦。他们又争论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妥协了——一块就一块吧，总比两块强。
“高森，”王汉彰转身吩咐，“登记学生证，收钱，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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