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回到长安，狄仁杰在书房里只歇了一日。温不言的手稿留在杭州棋院，裴明远那枚刻着“裴”字的白子被他锁进物证房的铁柜里，和石敢的凿子、释月的铜钟碎片放在一起。铁柜早已塞得满满当当，他用力推了两下才把柜门关严。
李元芳从西市买了新茶，正蹲在廊下烧水，忽然听见前堂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探头一看，是苏无名抱着厚厚一叠刚从刑部转来的公文，下巴压在最上面一封急报上，险些被门槛绊倒。
“大人，刑部急报。河北道魏州府出事了。”
狄仁杰接过公文拆开。信是魏州刺史的亲笔，措辞简短——“魏州刺史薛敬业，今年春暴卒于衙署。周身无伤，面如金纸，瞳仁散而不收。三任仵作查验均无法断定死因。第四任仵作不敢接，案悬半年未结。恳请大理寺派员查验。”
他看完公文，眉头微微皱起。又来了——周身无伤，面如金纸，瞳仁散而不收。这种死法他已经见了太多次，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薛敬业这个名字他从未在裴明远的名册上见过，也不在韩翃的名单里。他既不是弓弦案的同谋，也不是月氏旧营的债主，更不是转运线上经手假弦的官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在河北道辗转做了几任刺史，政绩平平，考评中平，档案上没有任何污点，也没有任何值得被收债的理由。除非他的死，是另一张网上的人来收的。
“薛敬业的履历调出来没有？”狄仁杰问。
苏无名从怀里抽出一张抄好的纸递过来。“调出来了。薛敬业，魏州人氏，与前朝废太子冼马薛氏同宗。前朝亡后入仕，辗转数州多任地方官。履历干净，没有贪墨记录，没有刑案牵涉，考评年年中平。”
“前朝废太子冼马。”狄仁杰把这个官职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薛敬业这人没有任何政绩，也没有任何过错。他是那种既不会升迁也不会被贬官的庸人，在任上做了一辈子太平官。这种人最安全——没有人恨他，也没有人惦记他。可他在今年春天忽然死了。死因不明，换了三任仵作都查不出来。魏州还有谁死了？”
“没了。就他一个。魏州府衙今年除了薛敬业暴卒之外，没有其他命案记录。下官也查了周边各县，都没有异常。”苏无名把一叠公文翻得哗哗响，抽出其中一张，“不过下官查到一桩旧事——薛敬业调任魏州刺史之前，在邢州做司马。他在邢州做了好些年的司马，任上发生过一桩怪事。地方志记载，邢州城外有座废弃的前朝太子冼马府，那年秋天忽然起火，烧了一整夜。火灭之后有人在废墟里找到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半首诗，诗的内容地方志没有收录，只记了一句按语——‘此碑不祥，已就地掩埋。’”
“前朝太子冼马。薛敬业与前朝废太子冼马薛氏同宗，他在邢州做司马时太子冼马府被烧，一块刻着半首诗的碑被就地掩埋。他自己在调任魏州刺史后暴卒，死状和所有收债案的死者一模一样。这块碑上刻的诗，一定和薛敬业的死有关。去查一查那块碑现在还在不在邢州。再查一查薛敬业在邢州时有没有参与过什么事情。”
苏无名应声去了，狄仁杰让李元芳备马，准备动身。李元芳把腰刀挂在腰间，从马厩里牵出两匹换好新蹄铁的河西马，问这次走陆路还是水路。
“走陆路。魏州在河北道，从长安出发走官道过洛阳、渡黄河，来回少说半个月。你多备两双靴子，河北道的官道坑多，费鞋。”狄仁杰把大氅从墙上取下来披在身上，转头对苏无名说，“你留守大理寺，让哑伯每天傍晚替孙老九敲更鼓——孙老九那只手最近又疼了，不能使力。”苏无名应了一声，又追问薛敬业那桩案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狄仁杰沉吟片刻，说薛敬业的死恐怕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如果这桩案子背后也和前朝有关，河北道的旧档恐怕比江南道更难查。
数日后，狄仁杰与李元芳渡过黄河，抵达魏州。魏州城不大，城墙是夯土的，城门口的石狮子被风沙磨得五官模糊。魏州知府姓韩，叫韩其昌，五十来岁，瘦长脸，颧骨高高凸起。他亲自迎到府衙门口，连客套话都没说，直接领着狄仁杰往后堂走。
“狄大人一路辛苦。薛刺史的遗体还停在停尸房里，用冰镇着。下官实在是没法子了——换了三任仵作，谁都验不出死因。第四任仵作一听是薛刺史的案子，连衙门都不肯进，说这活谁接谁倒霉。”
“薛敬业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举止？”
韩其昌想了想。“有。他死前三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也不见。夫人去送饭，听见他在里面自言自语，反复念叨一句话——‘碑上的诗不是我写的，为什么要我来还。’夫人问他什么碑，他忽然住口，此后再没有说一句话。”
“碑。”狄仁杰把这个字重复了一遍。苏无名在长安调出的地方志里提到过，邢州城外那座废弃的太子冼马府废墟里有一块刻着半首诗的碑，被就地掩埋。薛敬业死前念叨“碑上的诗不是我写的”——他见过那块碑，知道碑上刻的是什么。他把碑埋了，可碑上的诗没有消失。它刻在他心里，在他死前三天终于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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