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丘的喧嚣尘埃落定，霸业的辉煌却仍需现实的经营来巩固。回到临淄的管仲，并未沉浸于盟会的成功，反而以更甚从前的勤谨，投入到政务之中。他深知，盟誓的余音终将消散，唯有实利与德政，方能真正系住人心。
章华台的消息通过隐秘渠道不断传来。楚成王熊恽对葵丘之会的结果震怒异常，视其为齐国公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羞辱。令尹子文再度献计：“齐以虚名笼络中原，我则应以实利破之。彼倡‘无贮粟’，我便广籴粮秣；彼言‘无障谷’，我则疏通水道，低价供给依附于我之邦。且江淮之间，有徐、莒、蔡诸国，虽与齐盟，其心未必无隙。可厚赂其权臣，诱之以利，动之以害，使其阳奉齐而阴附楚，如蛀空巨木，其倒自待时日。”
楚人行动迅捷如风。不久，齐国边境的探报便如雪片般飞入相府：楚国官市大肆收购陈蔡之粮，价格高出市面三成；楚工师督率民夫，开挖邗沟支脉，许诺淮泗小邦共享水利；更有楚商携重金奇货，频繁出入徐、莒等国都，其车马甚至悄然驶入鲁国曲阜的深巷。
“楚人此举，狠辣异常。”隰朋面色凝重地向管仲禀报，“彼以实利动小邦，我若强阻，则违葵丘‘无贮粟’、‘无障谷’之誓，徒损信义。若坐视不理，恐南疆诸国将渐入楚之彀中。”
管仲默然良久，指尖轻轻敲打着案上的地图，最终落在“鲁”国之上。“楚欲以利诱之，我便以利制之。然此利，非金玉之利，乃百工之利，通商之利。”他抬起头，眼中已有决断，“即刻以齐、鲁两国君主之名，于边境重镇甯母（今山东金乡东南）举办百工互市。齐之盐铁、鲁之缟帛、齐之车器、鲁之梓匠，皆可于此自由贸易，减税三成。并邀卫、郑、宋之商贾前来。我要让天下皆知，依附齐盟，所得之利，远胜楚人区区贿赂。”
“然鲁国…”隰朋略有迟疑，“鲁人素重礼仪，恐鄙商事。”
“鲁虽重礼，亦需财用。况其国内权贵，岂无贪利好货之徒？”管仲淡然一笑，“且我闻鲁大夫公孙敖，其族颇营盐业，常苦于楚人压价。可遣精细之人，先与之暗通款曲。”
甯母之会虽无盟誓之隆，却盛况空前。各国商贾云集，货物琳琅满目。齐国主动让利，鲁国贵族眼见实益，亦欣然参与。通往甯母的道路上车马络绎不绝，一片繁荣景象。南疆诸国闻讯，对比楚人需以政治依附换取的有限利益，人心自然权衡。楚人的金帛攻势，在齐国构建的这张互利共赢的商业网络面前，效力大减。
对外风波暂平，管仲的目光转向国内。霸业既成，齐国府库充盈，然奢靡之风亦随之暗长。桓公虽未大肆挥霍，然其宫室用度已渐增，赏赐臣下动辄千金。上行下效，国都临淄城内，贵族竞富，豪奢宴饮之事日增。
一日，管仲于街市巡视，见一老者于寒风中售卖薪柴，衣衫褴褛。问之，乃城郊农户，因赋税徭役沉重，不得已弃农砍薪。管仲默然，归府后即召大司田、大司徒等重臣。
“外患虽亟，内弊为本。”管仲神色严峻，“今府库之财，源于盐铁之利，源于百姓之赋。若上奢靡而下凋敝，譬如蓄水于漏舟，终将倾覆。请诸公随我奏明君上，重申‘相地而衰征’之法，检核田亩，均平赋役，严禁额外摊派。同时，奏请君上颁行《俭约令》，自宫廷始，削减冗费，禁绝长夜之饮、逾制之舆。”
朝堂之上，桓公闻奏，初时面露不豫。正值志得意满之际，却要节用敛奢，颇觉扫兴。然见管仲态度坚决，鲍叔牙、宁戚等老臣亦纷纷附议，言及“民心乃霸业根基”，方才勉强准奏。
《俭约令》颁行，震动临淄。虽贵族间多有怨言，然百姓称颂。管仲更以身作则，其相府用度一减再减，车马服饰皆从简朴。一场可能从内部腐蚀霸业根基的风潮，被暂时遏制。
然而，真正的隐忧，却来自管仲最无法轻易触及的领域——宫闱深处。
桓公年事渐高，诸公子皆已成人。长子公子无亏为卫姬所出，然非嫡子；嫡子公子昭（即后来的齐孝公）贤明有德，颇得管仲、鲍叔牙等重臣青睐，然其母郑姬已逝，失于内援；另有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元等，其母族皆为国中强族，暗结党羽，窥伺储位。
葵丘盟誓中“无易嫡子”的条款，固然是对外宣言，亦是对内的约束。管仲数次向桓公进言，请早定公子昭之位，以安国本。桓公口中应允，却始终未行册立大礼。他晚年愈发沉浸在霸业的荣光中，乐于见到诸子争相讨好，享受那种被需要、被尊崇的感觉，对于那注定要交出权柄的仪式，心存一丝难以言说的拖延与抗拒。
这一日，桓公于苑囿宴请近臣。酒酣耳热之际，公子无亏进献一罕见白狐裘，公子潘献上新得之吴越宝剑，公子商人则召来一支新排练的东夷乐舞，怪力乱神，颇合桓公猎奇之心。唯公子昭默坐一旁，仅依礼敬酒，言谈皆涉农桑政事，在此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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