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星河中，有两部史书如双子星座般永恒照耀——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
如果说《史记》是“通古今之变”的史诗，那么《汉书》便是“究一代之治”的丰碑。
而铸就此碑的，是一位经历跌宕起伏、最终以生命殉文化的东汉奇才——
班固。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
他生于一个浸润着史学基因的家族。
其父班彪，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着名的学者，因不满时人续补《史记》之作“多鄙俗”，遂“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篇。
这部未竟之作，成为《汉书》最重要的蓝本。
更值得玩味的是班氏家族与汉朝的特殊渊源。
其祖上班壹在秦末乱世中避居楼烦，以畜牧起家，至班况时以孝廉入仕，女儿被选入宫为婕妤，即那位“辞辇”的贤妃班婕妤。
这个家族既沐浴皇恩，又深谙历史兴衰。
班固的弟弟，是“投笔从戎”、“定远西域”的班超；其妹班昭，则是中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
这样一个集文武、男女才俊于一门的家族，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永平五年（6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改变了班固的人生轨迹。
正当他潜心续写父着时，有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改作国史”。
在皇权专制的年代，私修国史是重罪。
班固被逮捕，所有书稿被查抄。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次牢狱之灾反而成为他事业的转机。
其弟班超“驰诣阙上书”，为兄申辩。
明帝阅罢查抄的书稿，不仅未动怒，反而“奇其才”，召班固至校书部，授兰台令史。
这个掌管宫廷藏书、校勘典籍的职位，恰如为饥渴的学者打开了宝库之门。
在兰台，班固得以遍览“石室金匮之书”，为《汉书》的修撰奠定了无可替代的文献基础。
摆在班固面前的，是司马迁留下的不朽高峰——
《史记》。
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巨着，横跨三千年，气势恢宏。
班固若亦步亦趋，终其一生也难以超越。
他的智慧在于开辟新径——
变“通史”为“断代”，专注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兴衰。
这种选择蕴含深意：东汉王朝需要一部专门记述前汉历史的着作，以“宣汉”之盛，确立自身正统。
而断代体恰好能深入、系统地梳理一代之典章制度、政治得失，这是通史体例难以兼顾的。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阐明宗旨：“汉绍尧运，以建帝业”，他要写的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论证汉朝“天命所归”的政治哲学着作。
《汉书》在继承《史记》纪传体基础上，完成了体例的精密化与系统化：
1. 本纪的严谨化：将项羽从“本纪”降入“列传”，确立只有正统帝王可入本纪的原则。
增设《惠帝纪》，补《史记》之缺。
2. 表谱的创造性：最为人称道的是新创《古今人表》与《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将上古至秦末人物分为九等，虽不免主观，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人物品评尝试。
《百官公卿表》则清晰梳理秦汉官制演变，开创了“志”中详述官制的先河，成为后世研究汉代官僚体系的钥匙。
3. “志”的集大成：将《史记》“书”发展为“志”，并极大扩充。
《汉书》十志（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堪称一部汉代典章制度百科全书。
其中《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着作；
《艺文志》则开创目录学先河，系统分类先秦至西汉典籍，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基石。
4. 列传的精细化：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类传设置更系统，如设《儒林传》《酷吏传》《货殖传》等。
尤为重要的是《西域传》，得益于其弟班超经营西域的第一手资料。
记载了西域五十余国的地理、物产、风俗，是研究古代中西交流的珍贵文献。
班固生活在经学鼎盛的东汉前期，白虎观会议将儒学彻底神学化、法典化。
作为兰台令史、玄武司马，他修史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汉书》开篇《高帝纪》即渲染刘邦“斩白蛇”等神话，确立刘氏“尧后火德”的天命谱系。
书中大量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灾异祥瑞记载比比皆是。
这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的：论证汉朝“膺天之命”。
然而，班固并未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在儒家正统框架下，他依然尽可能保持史家的“实录”精神：
1. 对统治集团的大胆揭露：在《外戚传》中，他详细记载吕后残害戚夫人为“人彘”的暴行；
在《霍光传》中，既肯定其“匡国家，安社稷”之功，也直言其“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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