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的漫漫长夜中,东汉前期无疑是一个被神秘主义浓雾笼罩的时代。
自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被奉为官方哲学,到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再到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将谶纬经学化。
整个东汉的思想天空被天人感应、灾异祥瑞、鬼神迷信的阴云层层覆盖。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思想荒原上,在偏远的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
一位出身“细族孤门”的读书人,以惊人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点燃了一支穿越千年的理性火炬。
他,就是被后世誉为“汉代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的王充。
王充(约公元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
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与时代主流抗争的史诗。
“细族孤门”的出身:王充并非世家大族之后,《论衡·自纪篇》中自称“细族孤门”,祖辈曾因军功受封,但至其父辈已家道中落。
这种非主流士族的身份,反而使他较少受到当时经学世家的门户之见和思想束缚。
求学洛阳的叛逆:少年王充曾到京师洛阳的太学求学,师事大儒班彪(班固、班昭之父)。
在太学这个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他并没有被正统经学完全同化,反而表现出“不守章句”的独立思考倾向。
因家贫无书,他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积累了广博的知识。
仕途坎坷与归隐着述:王充曾任县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但因性格“清重”、“恬淡”,不随流俗,与上司多不合,终“仕数不耦”而罢官归家。
晚年更是“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在清贫困顿中专注于《论衡》的写作。
时代的思想牢笼: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正是谶纬神学被奉为官学的鼎盛时期。
光武帝刘秀靠“赤伏符”等谶语证明其即位的合法性,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获得国典地位。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更将谶纬经学化、法典化。
在此背景下,质疑天人感应、批判鬼神迷信,不仅是学术上的异端,更是政治上的危险行为。
王充倾其毕生心血完成的《论衡》一书,共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言,其书名即彰显了其宗旨——
“衡”者,秤也;“论衡”即衡量言论是非真伪的天平。
这部巨着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批判体系:
针对董仲舒以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天人感应”说,王充以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实例进行了全方位解构:
1. 天道自然论: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认为天是自然无知的物质实体,没有意志,不能干预人事。
“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物势篇》),万物都是自然产生的。
2. 灾异祥瑞批判:针对当时盛行的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和祥瑞说(认为奇异现象是上天对圣王的嘉奖)。
王充尖锐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谴告篇》)他认为灾异是“气自为之”,与人事无关;所谓祥瑞多是“庸人自扰”,或是人为伪造。
3. “偶适”说:创造性地提出“偶适”概念来解释异常现象。
如“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他反驳说“此殆虚言”,认为这些传说多属夸大,或是偶然现象被附会。
在鬼神迷信弥漫的时代,王充发出了石破天惊的无神论宣言:
1. 形死神灭论:继承桓谭“烛火之喻”,进一步发展出系统的无神论。
提出“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人死如火灭,不可能为鬼。
2. 对厚葬的批判:针对当时厚葬成风的社会现象,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的愚昧行为,提倡薄葬。
3. 对禁忌迷信的扫荡:在《讥日》、《辨祟》、《难岁》等篇中,他对当时流行的择日、风水、禁忌等迷信进行了细致批驳,认为这些都是“衰世之语”。
王充虽然尊孔,但反对神化孔子和盲从经书,体现出难得的理性精神:
1. “问孔”“刺孟”的勇气:在《问孔篇》《刺孟篇》中。
他大胆指出孔子言行中的矛盾之处,批评孟子某些说法“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这种质疑圣贤的勇气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
2. 反对“信师是古”:提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主张“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开后世疑经思潮之先河。
3. 对“生而知之”的否定:在《实知篇》《知实篇》中,他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王充之所以能在谶纬迷雾中杀出一条血路,得益于他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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