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傍晚，赵敏坐在宿舍的床上。她是协和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学生，今年刚读大三。按理说，大三的医学生是个尴尬的物种——她们一只脚刚踏进医学的门槛，背熟了人体解剖图，知道了什么叫“三羧酸循环”，但另一只脚还悬在临床的门外，连给病人换药的资格都没有，充其量就是个穿白大褂的“理论家”。
但此刻，这个“理论家”正在进行“越狱”策划。
新闻里，伤亡数字疯狂上涨，每一次刷新，都意味着成百上千个家庭的破碎。
我们常说，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这句誓言在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挂在墙上的标语，或者是毕业典礼上用来煽情的台词。在和平年代，医生是职业，是饭碗，是需要考证、评职称、发论文的漫长晋升之路。
但在灾难降临的那一秒，这句誓言会突然剥去所有功利的外衣，变回它最原始，也最神圣的模样——有人在流血，你得去堵住它。
赵敏把桌上那些死贵的原版教材统统推到一边，拽过那个平时用来装脏衣服的登山包。她开始往里面塞东西。
不是化妆品，不是换洗的漂亮裙子，甚至不是食物。
止血钳（从实验室顺的）、医用纱布（平时练习剩下的）、碘伏、抗生素（校医院开的存货）、两把崭新的手术刀片。
她一边塞，一边在心里骂自己疯了。一个大三学生，带手术刀去干什么？去给灾民修脚吗？她连阑尾都没割过，甚至连活体缝合都没做过几次，这时候跑去震区简直就是“热血上头”的自杀式行为。
但这世上有些事是不能用逻辑去解释的。就像你看到有人落水，第一反应是跳下去，而不是站在岸上计算水的浮力和你游泳技术的匹配度。
这就是2008年的中国年轻人。我们被贴上过“垮掉的一代”、“温室花朵”、“非主流”的标签，他们被认为是被甚至互联网毁掉的一代。但在2008年那个春夏之交，当灾难把国家撕开一道口子的时候，这群年轻人下意识地用自己的身体去填补那个缺口。
赵敏给导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家里有急事，归期未定，请假一周。”
这大概是全中国最烂的请假理由，烂到导员一眼就能看穿。但她顾不上了。她背起包，最后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那件短款白大褂，那是她们大三学生的标志。
“等我回来，希望能配得上你。”她对着空气喃喃自语，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宿舍。
北京西站。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涌向了这里。出租车司机一听说是去西站的，连表都不打，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姑娘，坐稳了！今儿个全北京都在往那儿赶，咱不能掉链子！”
到了站前广场，赵敏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停下了脚步。
人。全是人。
但奇怪的是，没有了往日那种为了抢座、插队而爆发的争吵，没有了小贩兜售发票的吆喝声，甚至连大喇叭里的广播声都显得悲壮。
这里汇聚了全中国最复杂的人群：有穿着迷彩服成建制集结的武警战士，他们的脸庞稚嫩得像刚出校门的高中生，但眼神里却透着视死如归的坚定；有提着大包小包、满脸焦急的四川籍民工，他们可能刚刚还在工地上搬砖，此刻却要赶回去搬开压在亲人身上的废墟；还有像赵敏这样背着登山包、一脸书卷气却神色匆匆的年轻人。
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平时我们像一盘散沙，为了几块钱的菜价斤斤计较，为了楼上楼下的噪音争得面红耳赤。但只要“家国”的集结号一吹响，这盘散沙瞬间就会凝固成混凝土。
售票大厅里的电子屏上滚动着红色的字：“所有开往成都、重庆、西安方向的列车车票已售罄。”
售罄。这个词在春运时意味着回家无望的绝望，但在今天，它意味着有一条生命通道已经被无数逆行者填满了。
赵敏挤到窗口，前面的大姐还在哭着求票：“同志，哪怕是站票，哪怕是蹲厕所里都行！我娃在北川读书啊！电话打不通啊！”
售票员红着眼睛，一遍遍解释：“大姐，真没了，连过道都塞满了。现在的车次优先保障军队和医疗队。”
赵敏深吸一口气，她知道正规渠道是走不通了。她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有编制的医生，她只是个只有一腔热血的大三学生。
她退出了售票大厅，来到了进站口的侧面。那里有一队正在整队进站的志愿者队伍，打着某某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旗号。
没有任何犹豫，赵敏猫着腰，混进了队伍的尾巴。检票口的武警看了一眼她那个专业的急救登山包，又看了看她那张略显稚嫩却写满坚决的脸，手里的拦截杆微微抬了一下，假装没看见，放她过去了。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规则似乎变得有了弹性。这种弹性不是为了破坏秩序，而是为了成全善良。
这是一列临时的绿皮车，车身上甚至还未来得及刷上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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