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呢,皇上知道突厥内部乱套了,已经罩不住梁师都,就写信劝他识相点,结果梁师都不听。皇上就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和司马刘兰成去收拾他。刘旻他们隔三岔五就派轻骑兵去踩梁师都那边的庄稼,还各种用反间计,离间人家君臣关系,这梁师都的地盘就越来越虚,投降过来的人一个接一个。他手下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抓住梁师都,结果事情败露,就跑来投奔这边了,从此梁师都那边上下更加互相猜疑。刘旻他们觉得这时候可以动手了,就上表请求派兵。皇上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去攻打,又让刘旻等人占据朔方东城来施压。梁师都带着突厥兵到城下,刘兰成却偃旗息鼓不出来。梁师都夜里想偷偷溜走,刘兰成追上去,把他打败了。突厥派大军来救梁师都,柴绍等人离朔方还有几十里的时候,和突厥碰上了,一顿猛揍,把突厥打得大败,接着就包围了朔方。突厥不敢救了,城里粮食也吃光了。壬寅日,梁师都堂弟梁洛仁杀了梁师都,献城投降,这块地方就成了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觉得梁、陈的音乐带很多吴、楚风格,周、齐的音乐又多是胡、夷风格,于是综合南北特色,参照古代音律,搞出了《唐雅乐》,总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皇上下令协律郎张文收和祖孝孙一起修订。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献上了新乐。皇上说:“礼乐这东西,就是圣人根据人的情感来搞教育的,国家兴衰,难道跟这有关系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快亡国的时候,搞出《伴侣曲》,陈快完蛋的时候,弄了《玉树后庭花》,那声音听起来老哀愁了,路人听了都想哭,怎么能说国家兴衰和音乐没关系呢!”皇上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影响人,开心的人听了高兴,忧愁的人听了悲伤,这悲喜在人心,又不是音乐决定的。国家要亡了,老百姓肯定愁苦,所以听音乐才会悲伤。现在这两首曲子都还在,我给你演奏一下,你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就讲‘礼呀礼呀,难道只是指玉帛这些东西吗!乐呀乐呀,难道只是说钟鼓这些玩意儿吗!’音乐关键在于人和,而不是声音本身。”
司马光说:“我听说垂这个人能用眼睛确定方圆,用心感知曲直,但他没办法直接教会别人,能教给人的,也就是规矩罢了。圣人不用努力就能做得恰到好处,不用思考就能领悟真谛,但没办法直接传给别人,能传给别人的,一定是礼乐。礼,是圣人的行为准则;乐,是圣人的精神愉悦。圣人践行中正之道,享受和平之乐,又想和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所以才创作礼乐。就像工匠拿着垂的规矩去制作器具,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拿着五帝、三王的礼乐在世上推行,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功。五帝、三王已经离世很久了,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的行为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的精神愉悦,清清楚楚好像他们还活在世上一样。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是根本;声音容貌,是形式;二者缺一不可。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一刻也不离开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一刻也不远离自身。从家庭开始兴起,在朝廷彰显,传播到乡里邻里,遍及诸侯,流行于四海,从祭祀、军事到饮食起居,没有不在礼乐之中的;像这样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然后教化才能周全,凤凰才会飞来。要是没有根本只有形式,今天实行明天就丢一边,想靠这个移风易俗,那可太难了。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颂天降祥瑞,不是不美好,可还是免不了下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研究音律,不是不精细,却救不了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试金石乐器,不是不详尽,却消除不了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试八音,不是不明白,还是避免不了台城受辱。那么韶、夏、濩、武这些古乐,都还存在世上,如果其他方面配不上,连一个人都感化不了,何况天下人呢!这就好比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干坐着等器具做成,根本不可能。更何况齐、陈那些昏庸淫乱的君主,亡国之音,在朝廷短暂演奏,怎么能改变整个时代的哀乐呢!而太宗居然说国家兴衰和音乐没关系,怎么能这么轻易发言,还坚决否定圣人的观点呢!
礼可不只是表面的仪式,但没有仪式,礼也没办法实行。乐也不只是声音,但没有声音,乐也没办法展现。就好比山,拿一土一石说这就是山,那不行,但要是土石都没了,山又在哪儿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立不起来,没有形式就行不通。’怎么能因为齐、陈的音乐在当今不灵验,就说音乐对国家治乱没帮助呢,这跟看到一块小石头就轻视泰山有啥区别!要是真像这么说,那五帝、三皇创作音乐不都成瞎搞了嘛。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最好还是存疑。真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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