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日，皇上对身边大臣说：“我看《隋炀帝集》，里面文章言辞深奥广博，他也知道称赞尧、舜，批评桀、纣，可做事咋就完全相反呢！”魏征回答说：“君主就算英明睿智，也应该虚心接受别人意见，这样聪明人就能献出谋略，勇敢的人能使出全力。隋炀帝仗着自己有才，骄傲自负，所以嘴上说着尧、舜的话，实际干着桀、纣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最后就亡国了。”皇上说：“过去的事刚过去不久，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啊！”
京城附近闹蝗虫。辛卯日，皇上到御苑里，看到蝗虫，抓了几只，祷告说：“老百姓把粮食当成命根子，你们却吃粮食，宁可吃我的肺肠。”说着就举手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人劝说道：“这脏东西吃了可能生病。”皇上说：“我为百姓承受灾害，还怕什么生病！”就把蝗虫吞下去了。这一年，蝗虫没造成灾害。
皇上说：“我每次上朝，想说一句话，都得反复琢磨。就怕给老百姓带来害处，所以都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管起居事务的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您的话，陛下要是说错了，我肯定得记下来，这不光对现在有影响，恐怕还会被后人嘲笑。”皇上听了很高兴，赐给他二百段帛。
皇上说：“梁武帝君臣就知道空谈苦、空这些佛家理念，侯景之乱的时候，官员们连马都不会骑。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还在讲《老子》，官员们穿着军装听讲。这太值得警惕了。我喜欢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思想，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没了就活不了，一刻都不能少。”
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老相识，特别受宠信任用，却参与了弑君谋反。虽然时间推移，情况变化，多次有赦免令，他没被灭族，但也不能再让他管理百姓了，于是皇上下诏把他除名，流放到欢州。裴虔通常说“我灭了隋朝，才开启了大唐”，觉得自己有功，还一脸不满的样子。等他获罪，就又怨又愤地死了。
秋天七月，皇上下诏把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都除名，流放到边疆。
皇上对身边大臣说：“老话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好人都不敢说话了。’留着杂草会害了好庄稼，赦免有罪的人会伤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经常赦免，就怕小人仗着赦免轻易触犯法律。”
【内核解读】
唐初治国实践的现代视角：务实、民本与制度敬畏的启示
这段记载浓缩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核心治国实践与思想交锋，从军事平叛到文化争论，从君德自省到制度坚守，每一处细节都折射出唐初“治世”形成的深层逻辑，放在现代语境下审视，仍具鲜明的现实启示意义。
军事与治理：刚柔并济的“统一智慧”
平定梁师都的过程，并非单纯依赖武力征讨，而是以“轻骑践禾稼”削弱其经济基础，以“反间计”瓦解其内部信任，最终才以军事合围收局。这种“硬实力压制+软实力攻心”的策略，放在现代可解读为“标本兼治的治理思维”：面对分裂势力或地方隐患，既要靠“硬手段”筑牢底线（如军事威慑、法律规制），更要靠“软策略”争取人心（如民生扶持、思想凝聚）。唐廷对降者的接纳、对梁师都内部矛盾的利用，本质是“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治理效能”，这与当代“社会治理精细化”“矛盾化解在源头”的理念高度契合——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武力压制”的结果，而是“人心归附”的必然。
文化争论：形式与本质的“辩证考题”
“唐雅乐之争”的核心，是“礼乐”与“治世”的关系：杜淹认为“亡国之音致衰亡”，太宗则强调“悲喜在人心非由乐”，魏征与司马光进一步点出“乐在人和”“礼乐有本有文”。这场争论穿越千年，仍在叩问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形式是载体，本质是人心。如今我们倡导传统文化传承，若只追求“穿汉服、奏古乐”的表面仪式，却脱离“和谐、仁爱”的核心价值；推进文化建设，若只堆砌场馆、举办活动，却无视民众精神需求，便陷入了杜淹式的“形式迷思”。唐太宗反对将“治隆替”归因于乐，并非否定文化的作用，而是警惕“以形式代本质”的误区——这对当下避免“文化形式主义”“政绩式文化工程”，具有直接的警示意义。
君德与执政：权力运行的“清醒剂”
太宗对隋炀帝的点评，堪称“ leadership 反思的经典案例”：隋炀帝“文辞奥博、知尧舜非桀纣”，却因“骄矜自用、拒谏饰非”沦为亡国之君，魏征点出的“虚己受人”，恰是现代权力运行的核心准则。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公共事务决策者，“知道正确道理”与“践行正确道理”之间，隔着“敬畏权力、倾听他人”的鸿沟。如今强调“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本质上就是避免“隋炀帝式矛盾”——再高明的认知，若缺乏“自我约束”与“外部监督”，终将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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