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日,皇上对身边大臣说:“我看《隋炀帝集》,里面文章言辞深奥广博,他也知道称赞尧、舜,批评桀、纣,可做事咋就完全相反呢!”魏征回答说:“君主就算英明睿智,也应该虚心接受别人意见,这样聪明人就能献出谋略,勇敢的人能使出全力。隋炀帝仗着自己有才,骄傲自负,所以嘴上说着尧、舜的话,实际干着桀、纣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最后就亡国了。”皇上说:“过去的事刚过去不久,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啊!”
京城附近闹蝗虫。辛卯日,皇上到御苑里,看到蝗虫,抓了几只,祷告说:“老百姓把粮食当成命根子,你们却吃粮食,宁可吃我的肺肠。”说着就举手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人劝说道:“这脏东西吃了可能生病。”皇上说:“我为百姓承受灾害,还怕什么生病!”就把蝗虫吞下去了。这一年,蝗虫没造成灾害。
皇上说:“我每次上朝,想说一句话,都得反复琢磨。就怕给老百姓带来害处,所以都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管起居事务的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您的话,陛下要是说错了,我肯定得记下来,这不光对现在有影响,恐怕还会被后人嘲笑。”皇上听了很高兴,赐给他二百段帛。
皇上说:“梁武帝君臣就知道空谈苦、空这些佛家理念,侯景之乱的时候,官员们连马都不会骑。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还在讲《老子》,官员们穿着军装听讲。这太值得警惕了。我喜欢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思想,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没了就活不了,一刻都不能少。”
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老相识,特别受宠信任用,却参与了弑君谋反。虽然时间推移,情况变化,多次有赦免令,他没被灭族,但也不能再让他管理百姓了,于是皇上下诏把他除名,流放到欢州。裴虔通常说“我灭了隋朝,才开启了大唐”,觉得自己有功,还一脸不满的样子。等他获罪,就又怨又愤地死了。
秋天七月,皇上下诏把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都除名,流放到边疆。
皇上对身边大臣说:“老话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好人都不敢说话了。’留着杂草会害了好庄稼,赦免有罪的人会伤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经常赦免,就怕小人仗着赦免轻易触犯法律。”
【内核解读】
唐初治国实践的现代视角:务实、民本与制度敬畏的启示
这段记载浓缩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核心治国实践与思想交锋,从军事平叛到文化争论,从君德自省到制度坚守,每一处细节都折射出唐初“治世”形成的深层逻辑,放在现代语境下审视,仍具鲜明的现实启示意义。
军事与治理:刚柔并济的“统一智慧”
平定梁师都的过程,并非单纯依赖武力征讨,而是以“轻骑践禾稼”削弱其经济基础,以“反间计”瓦解其内部信任,最终才以军事合围收局。这种“硬实力压制+软实力攻心”的策略,放在现代可解读为“标本兼治的治理思维”:面对分裂势力或地方隐患,既要靠“硬手段”筑牢底线(如军事威慑、法律规制),更要靠“软策略”争取人心(如民生扶持、思想凝聚)。唐廷对降者的接纳、对梁师都内部矛盾的利用,本质是“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治理效能”,这与当代“社会治理精细化”“矛盾化解在源头”的理念高度契合——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武力压制”的结果,而是“人心归附”的必然。
文化争论:形式与本质的“辩证考题”
“唐雅乐之争”的核心,是“礼乐”与“治世”的关系:杜淹认为“亡国之音致衰亡”,太宗则强调“悲喜在人心非由乐”,魏征与司马光进一步点出“乐在人和”“礼乐有本有文”。这场争论穿越千年,仍在叩问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形式是载体,本质是人心。如今我们倡导传统文化传承,若只追求“穿汉服、奏古乐”的表面仪式,却脱离“和谐、仁爱”的核心价值;推进文化建设,若只堆砌场馆、举办活动,却无视民众精神需求,便陷入了杜淹式的“形式迷思”。唐太宗反对将“治隆替”归因于乐,并非否定文化的作用,而是警惕“以形式代本质”的误区——这对当下避免“文化形式主义”“政绩式文化工程”,具有直接的警示意义。
君德与执政:权力运行的“清醒剂”
太宗对隋炀帝的点评,堪称“ leadership 反思的经典案例”:隋炀帝“文辞奥博、知尧舜非桀纣”,却因“骄矜自用、拒谏饰非”沦为亡国之君,魏征点出的“虚己受人”,恰是现代权力运行的核心准则。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公共事务决策者,“知道正确道理”与“践行正确道理”之间,隔着“敬畏权力、倾听他人”的鸿沟。如今强调“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本质上就是避免“隋炀帝式矛盾”——再高明的认知,若缺乏“自我约束”与“外部监督”,终将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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