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到了江都，江淮地区的官员来拜见他，他就关心人家送的礼多不多。礼送得多的，马上就提拔当郡丞、太守；礼送得少的，就直接被撤职。江都郡丞王世充送了铜镜屏风，就升为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送了些稀罕的美食，就升为江都郡丞。从这以后，郡县官员都拼命搜刮老百姓，好给皇帝送礼。老百姓在外面被贼寇抢，在家里又被郡县官员搜刮，一点活路都没有。再加上闹饥荒没东西吃，老百姓只能去采树皮树叶，有的把草碾碎了吃，还有的煮土吃。能吃的都吃完了，最后甚至人吃人。可官府的粮食却堆得满满的，官员们都怕犯法，没人敢去救济老百姓。王世充还偷偷给皇帝挑选江淮地区的美女送过去，所以他越来越受皇帝宠信。
河间的强盗头子格谦带着十多万人，占了豆子＜卤亢＞，自称燕王。皇帝命令王世充带兵去把他杀了。格谦的手下勃海人高开道收拢了剩下的人，又在燕地搞事，势力又壮大起来。
当初，皇帝打算攻打高丽，把器械物资都堆在涿郡。涿郡那地方人多物丰，还屯了几万兵。而且临朔宫里珍宝也多，各路贼寇都抢着来。留守官员虎贲郎将赵什住他们根本守不住，只有虎贲郎将云阳的罗艺敢带兵出去打，还打了不少胜仗，名声越来越大。赵什住他们就暗地里嫉妒他。罗艺想造反，先故意放话说：“咱们打贼立了不少功，城里仓库的东西堆得像山一样，可都在留守官员手里，他们就是不肯拿出来救济穷人，这还怎么激励将士们！”大家听了都又气又怨。等军队回来，郡丞出城迎接罗艺，罗艺趁机把他抓住，带兵进城。赵什住他们害怕了，都来听罗艺指挥。罗艺就把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赏赐给士兵，又开仓放粮救济穷人，老百姓都很高兴。他还杀了几个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像勃海太守唐祎等，这下他在燕地威名远扬，柳城、怀远都归附他了。罗艺把柳城太守杨林甫撤职，把郡改成营州，让襄平太守邓暠当总管，自己自称幽州总管。
突厥老是在北边捣乱。皇帝下诏让晋阳留守李渊带着太原道的兵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去打突厥。那时候突厥正厉害呢，李渊和王仁恭两边加起来还不到五千人，王仁恭正发愁呢。李渊挑了两千个骑马射箭厉害的人，让他们吃喝住行都跟突厥人一样，要是碰到突厥人，就找机会揍他们。前前后后打了不少胜仗，突厥人还挺怕他们的。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末乱世的多重病灶，从统治核心到民间底层，从朝堂博弈到战场交锋，展现了一个王朝在崩溃前的典型病理:
帝王的猜忌心是最先溃烂的脓疮。蔡王智积“病不呼医”的自戕，本质是对皇权高压的绝望。当最高统治者视骨肉为威胁，连皇族都要靠“死”才能“保首领”，这套权力体系的信任基石早已崩塌。这种猜忌心蔓延到朝堂，便催生了虞世基式的“信息过滤器”——为迎合皇帝“恶闻贼盗”的偏好，刻意隐瞒叛乱实情，将燎原之火粉饰成“鼠窃狗盗”。信息失真的代价是致命的：隋炀帝既不知贼势之盛，更在杨义臣大破叛军后，因奸臣一句“久在阃外非宜”就剥夺其兵权。这种“自毁长城”的操作，暴露了专制皇权下“防内胜于防外”的畸形逻辑——宁让叛乱复燃，也要提防将领功高震主。
官僚体系的腐败则加速了民心流失。隋炀帝在江都“专问礼饷丰薄”，用贡献多少决定官员升降，直接将官场变成“献媚竞赛”。王世充靠铜镜屏风升官，赵元楷凭“异味”上位，这种导向必然催生“郡县竞务刻剥”。当百姓“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甚至到了“煮土而食”“自相食”的地步，官府却“食犹充牣，莫敢振救”，统治阶级的冷漠与贪婪已彻底斩断了与民众的联系。此时的“贡献”早已不是税收，而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
战场博弈则折射出乱世生存的核心逻辑。杨义臣“深沟高垒月馀不出”，再趁敌懈怠夜袭，体现了“骄兵必败”的朴素真理；窦建德“善遇隋官及士族”，与其他义军“得者皆杀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乱世中“笼络人心”比单纯武力更有生命力。而高士达不听劝谏、小胜即“纵酒高宴”，最终身死兵溃，又印证了“轻敌是失败之源”。罗艺在涿郡的崛起更具象征意义：他以“仓库山积却不济贫乏”煽动众怒，靠“发库物赐战士、开仓廪赈贫乏”赢得支持，本质是用“顺应民心”替代了“忠于皇权”，这恰恰是隋末诸多势力崛起的共同路径——当旧秩序的合法性丧失，谁能解决民众的生存困境，谁就能获得最坚实的力量。
最具警示性的，是整个体系的“反智性”：韦云起弹劾奸臣却被降职，说真话成了“妄作威权”；杨义臣平叛有功却被夺兵，打胜仗成了“非宜之举”。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一旦运转，王朝的崩塌便只剩下时间问题。隋末的乱局，从来不是单纯的“盗贼蜂起”，而是统治集团自毁根基、民心尽失后的必然结果——当皇帝闭目塞听，官僚盘剥百姓，武将有功难赏，即便是再强盛的帝国，也会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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