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十月己卯日，把文皇帝（隋文帝杨坚）安葬在太陵，庙号为高祖，和文献皇后同坟不同穴。
皇帝下诏免除妇女、奴婢和部曲的赋税，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年。
章仇太翼对皇帝说：“陛下五行属木命，雍州是冲克木命的地方，不能久居。而且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十一月乙未日，皇帝前往洛阳，留下晋王杨昭守卫长安。杨素因为平叛有功，他的儿子杨万石、杨仁行，侄子杨玄挺都被封为仪同三司，还赏赐给他五万段布帛，一千匹绮罗，以及杨谅的二十个歌妓妾室。丙申日，征发几十万成年男子挖掘壕沟，从龙门向东连接长平、汲郡，一直到临清关，渡过黄河到浚仪、襄城，到达上洛，用来设置关隘防守。
壬子日，陈叔宝去世；追赠他为大将军、长城县公，谥号为炀。
癸丑日，皇帝下诏在伊水和洛水一带修建东京，诏书还说：“宫室的建造，本来是为了方便生活，现在营造的工程，一定要力求节俭。”
蜀王杨秀获罪的时候，右卫大将军元胄因为和他有来往，被开除官籍，很久都没得到重新任用。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为犯事被流放到岭南，将军丘和因为蒲州失守被开除官籍。元胄和丘和以前就认识，有一次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元胄对丘和说：“上官政可是个壮士啊，现在被流放到岭南，会不会出大事啊！”说着还拍着自己的肚子说：“要是我这样的人，可不会就这样算了。”丘和把这话上奏给皇帝，元胄最后因此获罪被杀。于是朝廷征召上官政为骁卫将军，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完整记录了汉王杨谅叛乱的平定过程，以及隋朝由此引发的权力洗牌与制度调整，字里行间既展现了军事博弈的智术，也暗藏王朝由盛转衰的深层逻辑，可从多重维度解读其历史意味：
平叛战争中的智与勇：战术博弈与人性考验
平定杨谅叛乱的过程，堪称古代军事智慧的集中展现。杨素的用兵如神与长孙晟的忠而忘私，构成了平叛的核心力量：
--杨素的铁血治军：面对军士“惮北兵之强、多愿守营”的怯懦，他以“斩三百留守者”立威，瞬间扭转军心；随后亲率奇兵“缘崖谷而进”，绕至敌军背后“鸣鼓纵火”，利用心理震慑瓦解十万大军，尽显“猛将”与“谋将”的双重素养。
--杨义臣的奇计破敌：以“牛驴鸣鼓”制造伏兵假象，趁乔钟葵军溃乱纵击，用最朴素的战术达成以少胜多的效果，印证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真理。
--长孙晟的大义灭亲：在儿子隶属叛军的情况下，仍接受皇帝委任，“不以儿害义”的抉择，展现了传统士大夫“忠君体国”的价值坚守。
这些细节不仅是军事胜利的关键，更暴露了叛军的致命弱点：杨谅的犹豫、赵子开的僵化、乔钟葵的轻敌，让十万大军在精准打击下迅速崩溃，印证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战场铁律。
权力清算的残酷：从叛乱者到牵连者的命运沉浮
叛乱平定后的清算，尽显皇权的冷酷与专制。杨谅从“拥众十万”沦为“除名为民”，最终“幽死”，其党羽“连坐者二十馀万家”，地域之广、牵连之众，远超叛乱本身的破坏力。这种“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人”的统治逻辑，虽暂时压制了反抗，却也积累了深层民怨。
更具讽刺的是“顺者昌，逆者亡”的现实：平叛功臣杨素获赏“妓妾二十人、物五万段”，其子侄皆封高官，权势达到顶峰；而曾与叛军有牵连的元胄，只因一句酒后失言便遭诛杀，对比之下，官场的“忠诚”已沦为“站队”的工具。这种“以高压立威、以赏罚驭人”的模式，让隋朝的统治合法性在血腥清算中进一步流失。
隋文帝的“遗祸”：皇族政策的彻底破产
史料中司马光引用辛伯“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的论断，精准点出了隋朝皇族政策的致命缺陷。隋文帝曾自诩“五子同母，无嫡庶之争”，又因“惩周室诸王微弱”而让皇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试图以“亲情+分权”巩固统治。但结果恰恰相反：
--过度分权让杨谅“坐拥五十二州精兵”，具备叛乱资本；
--猜忌心理让太子勇、蜀王秀相继被废，倒逼杨谅“阴蓄异图”；
--最终“五子皆不以寿终”，亲手击碎了“真兄弟无争”的幻想。
这种政策的破产，本质是封建皇权的悖论：既想靠皇族拱卫中央，又怕皇族分权威胁皇权；既想以亲情维系信任，又在权力面前视亲情为草芥。隋文帝的“制度设计”，最终成了加速王朝动荡的催化剂。
隋炀帝的统治转向：从平叛到大兴土木的隐患
叛乱平定后，隋炀帝的施政方向暗藏危机。他采纳章仇太翼“不可久居雍州”的建议，决意“修治洛阳”，随后“发丁男数十万掘堑”“建东京”，看似为了巩固统治，实则开启了滥用民力的序幕。尽管诏书强调“务从俭约”，但大规模工程的本质是对“开皇之治”积累民力的透支。
值得注意的是，隋炀帝对陈叔宝追谥“炀”（“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却未料自己日后也获此恶谥，历史的吊诡在此显露。而对上官政、丘和的重新起用，既体现了他用人“唯才是举”的一面，也暗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重组——只要“顺从我者”，过往过错皆可赦免，这种实用主义逻辑，为后来的官场腐败埋下伏笔。
结语：盛世阴影下的制度困局
汉王谅叛乱的平定，看似是隋朝中央对地方的胜利，实则暴露了王朝统治的深层危机。从军事上看，杨素的胜利依赖个人能力而非制度优势；从政治上看，血腥清算与权力封赏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从政策上看，隋炀帝的大兴土木已显“好大喜功”端倪。
隋文帝留下的“遗产”——猜忌的统治术、失衡的皇族政策、未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场叛乱中集中爆发。而隋炀帝未能吸取教训，反而以更强的集权与更大的野心推动王朝前行，最终让隋朝在“开皇之治”的余晖中迅速走向覆灭。这段历史的警示在于：一个靠暴力与猜忌维系的帝国，即便能平定叛乱，也终究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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