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还在下，细碎而执拗，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进一片纯白里。
我坐在社区活动中心那张老旧的木桌前，笔记本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冷得像这夜色本身。
那行字依然刺眼地挂着：“捐赠金额：999,999元，备注：赎罪。”
不是整数，差那一块钱，像是刻意为之的讽刺。
张分析师的溯源报告就摊在我手边。
资金从开曼群岛的一家“绿洲愿景信托”转出，经由新加坡、卢森堡两家空壳公司中转，最终通过一个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非营利实体注入“根系计划”平台。
路径干净得过分，干净到像是一场演练过无数次的渗透。
而最终指向的名字——李维汉，从未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期资助名单上。
他的“维汉可持续发展基金”，表面上主打碳中和与绿色基建，实则在国内基层公益领域几乎零落款。
现在，他却突然捐出近百万，还打着“赎罪”的旗号？
“他不是来道歉的。”我低声说，指尖在桌面轻轻敲击，像在数心跳，“他是来种钉子的。”
父亲临终前的话又浮现在耳边：“钱能买通门路，但买不走人心。”那时他躺在病床上，手枯瘦如柴，却死死攥着我的手腕，“致远，人这一辈子，不怕穷，不怕苦，就怕心被钱蛀空了。”
我闭了闭眼，拨通张分析师的电话。
“再跑一遍资金链。”我说，“三家壳公司的注册IP、实控人变更时间、税务申报记录，尤其是卢森堡那家——它去年才突然变更董事，我要知道是谁签的字，用的什么身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林哥，”张分析师声音压得很低，“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望着窗外纷飞的雪，“但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
第二天清晨，孙公益来了，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头发乱糟糟的，像是整夜没睡。
他把一叠资料甩在桌上，最上面是一份瑞士私人银行的公益信托操作手册。
“国际上早有先例。”他一边在白板上画图一边说，“道德隔离机制——接受资金，但切断控制权。我们可以设立独立受托委员会，由第三方审计机构、村民代表和公益专家组成，资金只能用于硬件采购和技术培训，不进入运营账户，杜绝挪用风险。”
刘公益也赶来了，裹着红色围巾，脸颊冻得发红。
她听完直接摇头：“还不够。公众的信任，不是靠制度条文建立的，是靠看得见的过程。”
她掏出手机，点开我们平台的后台界面：“我们发起‘反向认领’——公开这笔钱的来源，邀请公众监督每一笔支出。让李维汉的‘赎罪’变成全民围观的透明账本。谁捐的，捐了多少，花在哪，全晒出来。”
我听着，没说话，目光落在白板上那个被层层框住的“资金流向图”上。
突然笑了。
“不。”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在“接受”二字上狠狠打了个叉。
“我们要更进一步——让这笔钱，成为诱饵。”
两人同时抬头看我。
“他想用钱洗白自己？那就让他眼睁睁看着，这钱怎么变成照妖镜。”
当天下午，我在“根系计划”官网发布长文——《关于一笔“赎罪金”的声明》。
全文五千余字，从资金溯源到历史疑点，从平台风控机制到村民议事规则，一字不漏。
我甚至附上了张分析师整理的资金路径图、三家壳公司的注册信息截图，以及李维汉基金近三年的公开资助清单——空白的清单。
最后，我写道：
＞ “公益不是施舍的回音壁，而是尊严的共振腔。我们不拒绝善意，但必须警惕披着赎罪外衣的操控。因此，我宣布：是否接受这笔捐赠，将由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每一分去向，都将实时公示。若有人试图借善之名行恶之实，请记住——
＞ 我们已备好光，专照暗处。”
文章发出不到两小时，微博热搜就挂上了#谁来定义赎罪#。
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公益圈震动。
赵评估员在工作群罕见留言：“程序合规，且具备公众参与示范意义。”
可我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酝酿。
夜里十一点，我正准备关电脑，张分析师的电话又来了。
“林哥……有情况。”他的声音变了调，冷静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震动，“自你发布声明后，平台后台遭遇境外IP的试探性攻击，频率上升37%。攻击源分散，但……有共同特征。”
我坐直了身体。
“什么特征？”
“它们都在凌晨三点十七分，短暂连接过同一个跳转节点。”他顿了顿，“而且，这个节点的加密协议……和三年前‘去公益化联盟’论坛使用的底层架构，高度相似。”
电话那头静得可怕。
我缓缓靠向椅背，望着窗外仍未停歇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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