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特权更是发展到了极致。
高层官员们不仅吃得好、住得好，还能享受免费的疗养、专属的度假胜地，甚至连出国旅行都有专人安排。
他们完全成了一群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出行需要司机开车，办事需要秘书写稿子，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其他人帮他们打理好。
他们的子女从小就上最好的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府或国企的关键岗位，考试分数、个人能力都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爷爷奶奶是谁，父母亲是谁”才是最重要的通行证。
这种阶层固化像一道无形的阶梯，把社会分成了“底层的牛马”和“高高在上的我们”——“顶层”一出生就在终点线，“底层者们”拼尽全力也只能在起点打转。
老百姓看着电视里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再低头看看自家空荡荡的米缸，摸着自己饥饿的肚子，心里的失望一点点累积，对这个制度的信任，从最初的信任到慢慢的怀疑，直至最终崩塌。
更讽刺的是，到后面连上层自己都不再相信那些空洞的口号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许多高官嘴上说着“为人民服务”，暗地里却把主意打到了国有资产上。
他们商量着搞出“共青团经济”，表面上是鼓励集体创业的合作社，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洗钱机器——利用国内外的汇率差，通过暗箱操作，把国家的矿产、石油、木材等资源，悄悄转化成自己的私人财产。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贪污受贿，而是在利用“制度”做外衣，把掠夺合法化。
在这些人眼里，这根本不算背叛，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民众放在一起。
他们明知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难以为继，却仍然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于是干脆自己主导“改革”，把好处全揽到自己怀里，把风险和困境留给普通百姓。
这场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他们给自己和家人发出的一张“发财许可证”。
一九九零年前后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苏共高层都支持向资本主义转型，他们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看中了“管理权变所有权”的机会——只要体制一变，他们手里掌控的国企、银行、资源，就能名正言顺地变成自己的私产。
还没等老百姓弄明白“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国有企业就已经换了主人，银行成了少数人的提款机，矿产、石油这些国家命脉，也落入了寡头手中。
苏联解体时，官方说法是“历史的选择”，可在赵国强看来，这不过是一场披着“改革”外衣的内部瓜分盛宴。
普通人以为自己得到了“自由”和“市场”，却发现连下一顿饭都成了问题——工资一夜之间贬值，物价飞涨，商店里的商品被抢购一空，犯罪率飙升，社会秩序大乱。
曾经的养老、医疗福利荡然无存，医院缺医少药，养老院无人照料，那个曾经能与美丽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一夜之间成了人人自危的烂摊子。
而那些曾经的高官和国企领导，却摇身一变成了富豪，他们开银行、办企业、炒地皮，一个个跻身寡头行列，他们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在风暴来临前就捞足了好处。
赵国强每次想到这些，都忍不住感慨——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变成最可怕的掠夺工具。
一个没有监督、没有问责的制度，只会培养出一群贪婪的蛀虫，他们不创造财富，只懂瓜分财富，最后连整个国家的根基都会被他们掏空。
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武器多、GDP高，而是靠能让权力回归民众的机制。
前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外敌太强，也不是因为经济崩溃，而是因为那些掌权者把国家财富当成了自己的私产，极小部分人偷走了全民的绝大部分财富，最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摊子烂事和一群无助的百姓。
这些认知，也让赵国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经营理念——做生意可以赚钱，但不能赚黑心钱；
企业可以谋利，但不能损害员工和消费者的利益，只有守住底线，才能走得长远。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赵无双百日这天。
赵国强早就提前半个月开始筹备，把位于京城二环内的一座四合院打理得焕然一新——院子里的老槐树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树干上挂着红灯笼；
青砖地面被清扫得一尘不染，沿着墙根摆上了几盆盛开的腊梅，香气弥漫在整个院子里；
正房和东西厢房的门窗都刷了新漆，窗纸上贴着红色的“囍”字和“百”字剪纸，处处透着喜庆。
为了这场百日宴，赵国强特意请了京城有名的“全聚德”师傅上门掌勺，还从天津请来做“狗不理”包子的老手艺人。
菜单更是精心设计——既有“烤全鸭”“葱烧海参”这样的硬菜，也有“豌豆黄”“驴打滚”这类京味小吃。
连给孩子们准备的甜点，都是用空间里的蜂蜜和豆沙做的“百天糕”，寓意孩子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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