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 章：教义辩难
基辅宫的议事厅内，穹顶悬挂着鎏金吊灯，墙壁上挂着东正教圣像与金帐汗国的旗帜，中西交融的陈设透着特殊的权力氛围。米哈伊尔端坐主位，左侧是东正教主教尼古拉 —— 他身着黑色教袍，胸前挂着银质十字架，眼神深邃，手中握着厚重的《圣经》；右侧是萧虎，一身深蓝色公服，腰间佩着中枢赐的玉牌，身后站着郭敬之、赵全与孙和，神情沉稳。
辰时三刻，米哈伊尔轻敲木槌：“今日论道，旨在交流宗教与治世之理，望二位坦诚相待，勿起争执。” 尼古拉率先起身，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划着十字：“东正教认为，神权高于王权 —— 世间万物皆由上帝创造，君主需受教会指引，方能行正道。基辅能安稳至今，全赖上帝庇佑与教会教诲。”
萧虎微微颔首，并未立刻反驳，而是对郭敬之道：“烦请翻译时，将‘神权’‘王权’译为‘教会之权’‘治理之权’，更显务实。” 郭敬之低声应下，精准传达后，萧虎才起身道：“大元之见，治理之权与教会之权各有分野 —— 前者管世俗实务，后者安民众人心，二者并行不悖，无需分高低。”
赵全适时呈上中都的《治世录》：“这是中都近年的治世记录，既有修缮驿路、剿灭盗匪的实务举措，也有支持寺庙、道观修缮的记载，可见二者互不干涉，共同助力安稳。” 尼古拉瞥了一眼《治世录》，却未伸手去接，显然对 “并行不悖” 的说法不以为然。
尼古拉放下《圣经》，语气严肃：“《圣经》有言‘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自然需听从教会。若治理之权独立于教会，便会偏离正道 —— 去年波斯某国君主不信教会，施行苛政，终致民乱，这便是明证。”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萧虎，等着对方回应。
萧虎从容道：“主教所言的‘民乱’，根源不在是否听教会，而在是否体恤民生。大元有位地方官，虽信奉佛教，却因横征暴敛被中枢罢免；另有一位官员，不信任何宗教，却因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受百姓爱戴。可见治世好坏，在实务而非信仰。”
郭敬之补充道：“中都有座大报恩寺，住持从不干预地方事务，只教信徒‘行善积德’，当地百姓无论信教与否，都愿与之往来；去年旱灾，住持还组织信徒捐粮，配合官府赈灾，这便是‘人心之权’助‘治理之权’的实例。”
尼古拉皱眉道：“可教会若不指引，君主如何知晓何为‘善’？何为‘恶’？” 萧虎反问：“基辅的盗匪劫掠商旅，主教认为是‘恶’，我也认为是‘恶’—— 这无需教会指引，只需体恤商旅之苦便能知晓。可见‘善恶’在民心，不在教会之口。”
眼看论辩陷入僵持，赵全拿出商路账本：“主教可看这份账本 —— 去年基辅商队在中都通商，因货物被窃求助官府，禁军三日便抓获盗匪，追回货物；同期，大元商队在基辅遇袭，教会虽谴责盗匪，却未能协助追回损失。并非教会无力，而是‘追盗匪’本就是治理之权的实务，教会不便插手。”
尼古拉沉默片刻，转而道：“可教会能教化盗匪改邪归正，这是治理之权做不到的。基辅曾有盗匪受洗入教，从此不再为恶。” 孙和立刻接话：“中都也有类似之事 —— 一名盗匪被禁军抓获后，在道观听道士讲‘因果报应’，出狱后改做商贩，诚信经营。但这需建立在‘禁军抓获’的基础上，若无治理之权的约束，教化也难起效。”
萧虎总结道：“就像牧民放牧 —— 治理之权如同‘划定牧地’，防止羊群越界相争；教会之权如同‘饲养羊群’，让羊群肥壮健康。若无牧地划定，羊群必乱；若无饲养照料，羊群难存。二者缺一不可，却无需谁管谁。”
米哈伊尔闻言点头：“萧将军的比喻很是贴切。基辅商路若要安稳，既需官府打击盗匪，也需教会教化民心，确实该并行不悖。” 尼古拉见米哈伊尔表态，虽未完全认同，却也缓和了语气：“可君主若违背上帝教诲，教会仍有责任提醒。”
针对 “提醒权”，萧虎提出具体划分：“教会可对治理举措提出建议，但需通过‘书面陈情’，不可直接干预实务；官府若认为建议合理，便予采纳；若不合理，需说明理由。中都的孔庙、道观都有‘陈情权’，却从不上街游行施压，这便是规矩。”
郭敬之拿出中都的《陈情规制》：“这份规制写明 —— 宗教场所陈情需有‘具体事由’‘可行建议’，不可空泛指责；官府需在十日内回复，若不采纳，需列举实务困难。去年中都道观建议‘增设饮水站’，官府因‘粮草不足’暂缓，道观便协助筹集物资，最终共同建成，效果很好。”
尼古拉翻看《陈情规制》，对 “共同协作” 的部分颇为认可：“若能如此，教会与官府便可避免冲突。基辅教会也可效仿，遇实务问题，不直接干预，而是协助官府解决。” 赵全立刻道：“比如商路赈灾 —— 官府可出粮食，教会可出场地，共同救济灾民，既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不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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