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戊的政治举措
1．启用贤才
太戊在经历思想转变后，深刻认识到贤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于是开始积极启用贤能之士，其中伊陟和巫咸最为突出。
伊陟是三朝元老伊尹之子，出身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政治熏陶，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治国经验。太戊继位后，便起用伊陟为相。伊陟辅政期间，参考先父伊尹的经验和方法，创作了《原命》，希望太戊能发扬先王之道，继承先王的意志和遗愿。在他的辅佐下，太戊逐渐走上了正确的执政道路，商朝的政治局面开始有所改善。
巫咸同样是一位极具才能的人物。太戊任用他辅佐朝政，巫咸治理王家政事成绩斐然。他写作了《咸艾》和《太戊》，《咸艾》总结了他辅佐政事的经验，《太戊》则记述了太戊时期的历史，虽二书现今均已失传，但在当时对商朝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伊陟和巫咸的共同辅佐下，太戊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治国抱负。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帮助太戊处理政务，制定政策，使商朝的政治逐渐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原本衰落的商王朝再度走向繁荣，各诸侯也纷纷归顺，为商朝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官制改革
太戊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对商朝的官制进行了重要改革，形成了内服官和外服官的明确划分。
内服官是太戊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的职官，又分为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外廷政务官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其中还有负责出纳王命的史官。他们主要协助商王处理国家的政务大事，制定政策和决策。内廷事务官则专为王室服务，有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如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等。这些官员负责王室的日常生活、生产和安全等方面的事务，确保王室的正常运转。
外服官是被封于王畿以外地区的职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侯、伯是方国部落的首领，他们臣服于商朝，需要向商王纳贡、服役，并在战争时听从商王的调遣。男主要负责为王朝提供各种劳役和服务，卫则承担着守卫商朝边境、抵御外部侵扰的重要职责。
太戊的官制改革对商朝的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内服官和外服官的明确划分，使得国家的管理更加层次分明、职责清晰。内服官负责中央的政务和王室事务，保证了中央政权的高效运转；外服官则将商朝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王畿以外的地区，加强了对周边方国和部落的控制。这种官制体系有效地整合了国家的资源和力量，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和军事防御能力，为商朝的中兴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官制改革也促进了商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使得各阶层的人们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共同推动国家的进步。
3．法治建设
太戊时代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一系列法治实证对商朝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铜法典的刑法体系是太戊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当时的刑法体系较为完备，涵盖了对各种犯罪行为的惩处规定。对于盗窃、抢劫等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以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时，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渎职等行为也有相应的惩处措施，这有助于规范官场风气，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这种明确的刑法体系，让民众清楚地知道什么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度量革命也是太戊时代法治建设的一大亮点。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使得商业交易更加公平、公正。在农业生产中，准确的度量衡有助于合理分配土地和征收赋税；在商业活动中，统一的度量标准避免了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例如，在粮食交易中，统一的度量衡可以确保买卖双方的利益得到保障，提高了市场的信任度。
契约制度的建立则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商业交易、土地转让等活动中，人们通过签订契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契约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依据。这种制度的建立，增强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安全感，鼓励了更多的商业合作和投资，促进了商朝经济的繁荣。
太戊时代的这些法治举措，有效地维护了商朝的社会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它们使得社会更加稳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了法律的保障，从而推动了商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商朝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太戊的经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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