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投稿《Economic Journal》这本顶尖学术期刊，审稿人对来自不同学校教授和学生的态度，那可是天差地别。
比如说，如果投稿人是来自美利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审稿人绝对会打起十二分精神，仔仔细细地读论文。
他们可不想因为马虎给出什么不靠谱的评论，闹出让人笑话的乌龙。斯坦福大学在国际学术圈的地位摆在那儿，论文的质量一般不会差。
如果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投稿，审稿人也会慎之又慎，逐字逐句地推敲论文内容，生怕漏掉什么关键点，给了不合适的反馈。
可如果投稿人来自华国的北京大学，或者比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八零年代，北大清华的名称在国际学术圈里，多少有点“非主流”的感觉，不仅没有加分，反而可能被审稿人带着点偏见看待。
学校名气不够响，审稿人可能下意识觉得论文的质量得打个问号。
这时候，除非投稿的教授本身是个学术大牛，在圈子里名声响当当，否则论文想脱颖而出，难度可不小。
对于那些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顶尖学者，审稿人通常多少有点印象。
说不定他们还在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起喝过咖啡、聊过天，甚至通过写信交流过研究想法。
这样的背景，让审稿人对他们的论文天然多了一份信任，至少不会怀疑论文是不是“水分太大”或者有造假的可能。
有了这种“熟人关系”，论文被认真对待的概率自然高了不少。
但对于裴瑜来说，这些优势她是一个也没有。
作为一个北大本科生，她既没有响亮的个人名气，也没有国际学术圈的“人脉资源”可以依靠。
她的论文只能靠实力说话，面对《Economic Journal》那些眼光挑剔的审稿人，她得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才能让自己的论文不被轻易刷下来。
这就是学术圈里赤裸裸的层级感。
你要是学术水平不够硬，抱歉，那你被鄙视简直是活该。学术这个圈子，可没有什么“反歧视法”来保护你。
智商不够高？被鄙视，活该。不够勤奋，懒散拖拉？被鄙视，活该。甚至运气不好，投稿老是被拒？还是活该。
学术圈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弱者只能默默接受现实。
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那些成绩顶尖的学霸是怎么鄙视成绩差的同学的，等这些学霸长大了，进入了学术圈，很多人不过是把这种优越感延续了下来。
区别只在于，有些学霸继续保持了他们的尖子生光环，依然在学术圈里风生水起；而有些曾经的学霸，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差生，反过来被别人鄙视。
当然，象牙塔里的歧视跟社会上的歧视还不完全一样。
社会上的歧视可能更多涉及种族、性别、出身等，学术圈的歧视则更聚焦于你的学术能力、成果和声誉。
这种歧视虽然不像社会歧视那么刺人耳目，但却更加根深蒂固。
几乎所有身处学术圈的人，都默认了这种歧视的存在，甚至主动参与其中，继续向下传递这种鄙视链。
从教授到研究员，再到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每个人都在这个层级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顶尖的学术大牛看不上二流学者的论文，二流学者又觉得三流学者的研究不值一提，而那些还在学术圈底层摸爬滚打的学生，可能连被鄙视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层级感，像是学术圈的空气，无处不在，也无人能逃。
你要么使尽浑身解数往上爬，证明自己的实力，要么就得接受被鄙视的命运。
裴瑜不想乖乖接受这种残酷的命运，躺平认命不是她的风格。要想在学术圈里站稳脚跟，摆脱被鄙视的处境，她就只能拼尽全力把论文投到国际顶尖期刊上，一步步为自己攒下学术资本。
这篇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的论文，裴瑜写得还算顺手。虽然过程不算轻松，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
不过，这只是最合适的选题，而不是最顺利的选题。
不管怎么说，研究自己国家的情况，总比研究外国的情况来得方便、深入。
如果裴瑜把论文的选题定为华国的“三角债”问题，写起来只会更加得心应手，毕竟她对国内的情况更熟悉，资料也更好找。
问题在于，裴瑜现在不敢轻易碰“三角债”这个选题。
她还记得，刚穿越到这个世界时，系统模拟的人生轨迹显示，在另一个时间线里，她曾经发表过关于华国三角债的言论，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那番言论让她名声大噪，但也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直接害得她申请出国交换的计划泡了汤。
这次她学聪明了，果断把研究视野转向国际，聚焦日本经济泡沫这个题目。
这样既能避开某些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又能让她的研究显得更国际化，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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