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的夜，地中海的风带着一丝咸湿的暖意，吹拂着海滩上每一个衣着光鲜的灵魂。
在卡尔顿酒店的露天平台上，这场由张红旗一手操办的派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没有悠扬的爵士乐，没有彬彬有礼的侍者端着银盘，更没有晶莹剔剔透的高脚杯。
只有几张用木板临时拼凑起来的长桌，上面什么都没有。
平台的角落里，一捆捆从中国空运来的带着泥土芬芳的暗红色高粱杆，被随意地堆砌着，像一堆准备点燃的柴火。
几十个半人高的黑色陶制大酒坛子，粗粝、笨重，毫无美感地摆放在地上。
坛口的红布已经被揭开，一股霸道、浓烈、混合着粮食香气的酒精味道，直接冲散了地中海的浪漫气息，让空气都变得辛辣起来。
这场景，跟奢华精致的戛纳电影节，就像是两个世界。
一个乡野，一个殿堂。
一个粗犷，一个优雅。
一个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一个则包装着文明的优越感。
派对时间到了。
最先到场的是一些被那份奇特请柬勾起好奇心的年轻记者和边缘影评人。
他们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和晚礼服，手里习惯性地端着在其他酒会领取的香槟，走进这个“派对现场”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
农产品展览会吗？
现场没有音乐，只有几个穿着黑色对襟短褂的中国壮汉，面无表情地站在酒坛子旁边，像几尊门神。
他们给每个进来的客人发的不是高脚杯，而是一个个碗口带着豁口的黑陶大碗。
粗糙，沉重，拿在手里都硌得慌。
客人们面面相觑，迟疑地看着酒坛里那琥珀色的、一看度数就高得吓人的液体，没人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远处，一些收到请柬但没打算进来的大牌评论家和片商，正站在安全距离之外，指指点点，脸上带着看好戏的嘲讽。
皮埃尔·杜邦，那位高傲的《电影手册》主编，正端着一杯香槟，对他身边的朋友轻声笑道：“瞧，我说了吧，来自东方的农夫们，把他们的谷仓搬到戛纳来了。
也许我们应该问问，他们是不是还带来了拖拉机？”
他身边的几个人，发出一阵压抑的、充满优越感的笑声。
就在这时，张红旗出场了。
他脱掉了那身价值不菲的西装，换上了一件和工作人员一模一样的黑色短褂，脚上蹬着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整个人像是刚从田埂上走下来。
他没有理会那些在远处观望的目光，也没有去招呼那些不知所措的客人。
他径直走到场地中央，拍了拍手。
他对张谋子和巩皇使了个眼色。
“来，给咱们的外国朋友，走一个！”
张谋子二话不说，从一个壮汉手里拿过一个黑陶大碗。
巩皇也脱掉了高跟鞋，赤着脚，站到了场地中央。
没有音乐。
张谋子把陶碗往地上一放，然后猛地一跺脚，嘴里发出了一声嘹亮的呐喊，那是模仿乡间轿夫的号子。
“起轿——！”
他弯下腰，双手做出抬轿的姿势，开始围着巩皇，踏着一种粗野、毫无章法却又充满了力量的舞步。
那不是舞蹈，那是在模拟颠轿。
每一步都像是要踩裂脚下的地板，每一次转身都带着一股要把人甩出去的蛮劲。
巩皇站在原地身体随着张谋子的“颠簸”而摇晃，眼神从一开始的羞涩，慢慢变得倔强，最后燃烧起一团火焰。
她的长发在夜风中狂舞，裙摆飞扬，整个人像一朵即将在狂风中绽放的野花。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
太原始了。
太野性了。
跟他们看过的所有表演都不同。
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没有优美，全是力量。
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不加掩饰的属于土地和生命的蛮横的张力。
颠轿的舞步越来越快，张谋子的呐喊也越来越高亢。
最后，他一个箭步冲到巩皇面前，单膝跪地双手将地上的那个空陶碗高高举起，像是在献祭一件最宝贵的祭品。
表演结束。
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被这股原始的力量震住了。
张红旗就在这片寂静中，走到了一个酒坛前。
他拿起一个巨大的木勺，舀起满满一勺琥珀色的酒液，倒进了一个陶碗里。
浓烈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
他端着这碗酒，没有走向任何一位大人物，而是走向了那个刚刚在柏林拿了奖，以脾气火爆和酷爱烈酒闻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导演。
张红旗没有介绍这酒的来历，也没有宣传他的电影。
他只是举起自己手里的另一碗酒，用他那带着北方口音的英语，对着全场，大声喊道：
“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
“在我的家乡，我们不习惯聊那些虚头巴脑的艺术，我们只认一样东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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