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1077）腊月初六，神宗举行了一场郊祀活动，并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元丰元年（1078）。
“元丰”意味着国库富足，万象更新，代表着宋神宗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决心（勇气可嘉）。
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罢官，宋神宗并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丰，并总结教训，亲自参与改革。
改元这件事，刚开始近臣拟了“美成”“丰亨”两个年号进呈宋神宗，宋神宗指着“美成”二字说：“羊大带戈， 不可”。又指着“丰亨”中“亨”说：“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于是，就确定改元为“元丰”。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
改制后，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
宋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以至于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跪拜执行，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能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改元后，苏轼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贺表。
上完了贺表，苏轼提笔给表哥文与可写了信，诉说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灾，还说了自己每天懒散得疏于笔墨，一旦再见到表哥，连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没有了。
表哥文与可如今罢洋州任，由于路途耽搁太久之故，如今尚在进京面圣的路上。
接下来苏轼又给范景山回信，讲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斋安居，学习养生之术，已有所得。徐州水灾中自己差一点在水灾中被喂了鱼虾，目前洪水虽然暂时消退了，以后的水患仍无法预料。加上新法严苛，公私匮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难，自己就只等着被贬了。
在徐州任上，苏轼还结识了陈师仲、陈师道兄弟，和陈师道探讨过关郎（字子明）的《易传》、《李卫公对问》等着作皆为伪作，原本的作者则是景佑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阳人阮逸（字天隐）。
苏轼还在徐州会晤过胡允文（字执中），胡允文，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
苏轼的一位下属、滕县知县范纯粹也来找过苏轼，想让苏轼为其父的遗稿作序。
这位县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对于范仲淹，苏轼自小就十分仰慕，只是当苏轼来京赶考时，范公就亡故了。
对于范公的后人，苏轼则多有所交往。在许州，苏轼结识了范公的次子、后官居宰相的范纯仁，在京师认识了范公的三子范纯礼。现在在徐州，范公的四子范纯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属兼同事。
对于范氏后人的请求，苏轼感到为范文正公的书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务之外，苏轼也有不少的人情往来：
王适（子立）、王遹（子敏）两兄弟来向苏轼学习，其中王适为徐州的州学生，能文且有贤德，颇为苏轼所器重。
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任钤辖去世，苏轼除了主持其后事外，还写了一篇祭文。
德清县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来徐州求学于苏轼。
近日，有人从江浙一带归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说要不是苏颂苏大人的治理有方，这几年的饥馑，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饿死。这件事令苏轼听到后无比的敬仰，于是致简家族世交的苏颂问候一下。
这一年，那位着有《春渚纪闻》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远，一作子楚，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号韩青老农，其父去非，曾由于苏轼的荐举而得官。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此人所着《春渚纪闻》虽只是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宣扬人生寿夭、官位爵禄乃前知前定的谶语、经文、梦境、道术，多属荒诞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了解宋时士大夫的迷信观念及民间习俗。
特别是卷六的《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往往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多为后来的辑佚者所采纳。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苏轼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和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
宋时，关于玉石真假的话题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里，有一位名叫贾佑的将军自称最懂玉石。
有一次，他告诉苏轼，当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别看有的玉石用钢铁都刻不动，必须用金刚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为这就是真玉了。其实不然，这还仅是一些上好的珉石，那些必须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划不动的，才是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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