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虽然对个人卫生不甚讲究，对待工作却很讲究。
王安石二十六岁时就出任了鄞县知县，刚走马上任的他，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于是，他俯下身子向当地老农请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十几天就行程数百里，实地勘察当地民情和地理，并沿路劝导农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筑堤堰，措置碶闸，还因此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
青黄不接时，他顶着压力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荒与困苦（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也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王安石一生严格自律，志行高洁，他坚持“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极为讲究。难怪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
在对待学问研究（特别是炼字）上，据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当初他先用“到”，又改作“过”，再改作“入”，“满”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后，最后选定了“绿”字。
尽管他把北宋政坛上闹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里却是一派祥和：他只有一个发妻，从未纳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另类。
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亦敌亦友。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说清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及他所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欧阳修曾就试图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而王安石也乐意结识苏家父子，但是苏老泉却拒而不纳。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还是非常赞赏的，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甚至认为该书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治平三年（1066）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的拐点，由于苏轼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个敌对人物，而被锒铛入狱，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着他，更不用说去救他了。而此刻，与他曾经在朝堂上争论的王安石，虽然已经是没有权势了，竟然赶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样，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去世后，作为中书舍人的苏轼，还为其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二人关系的不一般。
王安石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不容诋毁的，俨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方面不如苏轼，那么王安石为何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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