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国助的心目中，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晚宴。
他认为，只要能用土豆成功抓住这千余人的胃，
就算是为将来的永明城邦解决了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的问题。
如今这千余人，将来即使不能全部成为永明城邦的权贵阶层，也一定会是各行各业的奠基者。
所以只要这千余人喜欢上了土豆，就一定能靠他们的力量，在将来的永明城邦中大力推广土豆。
现代史学界有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叫做“17世纪普遍危机”。
它指的是，1600～1700年间，在亚欧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现象。
这些现象包括经济崩溃、政治动乱、社会瓦解、朝代更替等等。
“17世纪普遍危机”的主要时间范围是1610～1690年间。
其中比较重要的事件包括：
1598～1613年间，俄国的大动乱年代；
1616～1683年间，中国的明清易代；
1618～1648年间，德意志地区的三十年战争；
1635～1659年间，法西战争，是法国对三十年战争的目标的延续；
1642～1651年间，英国内战；
1648～1653年间，法国的投石党运动；
1683年，维也纳之围的失败，标志着欧洲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启了大反攻。
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合，也是史学界提出“17世纪普遍危机”的重要原因。
导致这场普遍危机的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因，是发生在最近的一次小冰河期。
异常寒冷的气候引发的干旱、饥荒、瘟疫等灾难，是众多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
然而这一小冰期是从1550年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了1851年。
为什么“普遍危机”没有发生在16世纪下半叶，也没有发生在18、19世纪，
而偏偏就发生在了17世纪呢？
在李国助看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17世纪是这次小冰期的高峰阶段；
另一方面，是土豆、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7世纪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
相比之下，进入18世纪以后，土豆和番薯分别在欧洲和中国得到了大力推广。
再加上小冰期也在这个世纪逐渐趋于缓和。
所以尽管还处在小冰期之中，但18世纪以后的世界，却在渐渐地告别饥荒，
甚至还出现了人口爆发式增长的现象。
很显然，如果在17世纪，土豆、番薯、玉米等美洲高产作物就能得到大力推广的话，
或许不能让人口出现18世纪那样的爆发式增长，但至少可以杜绝普遍危机的出现。
不过在李国助看来，在17世纪的南海边地推广番薯，是真的不如推广土豆的。
从温度适应性的角度来看，
土豆是一种喜冷凉的作物，正适合南海边地这种温带季风气候。
而番薯则是一种喜温作物，更适合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推广。
从水分适应性的角度来看，
土豆和番薯都是比较耐旱的。
南海边地的年降水量为600至900毫米，位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东南侧，是适合农耕的地区。
尽管在处于小冰期高峰的17世纪，南海边地肯定比现代更冷更干旱一点，
但年降水量肯定不会低于400毫米，肯定能满足土豆生长发育的水分需求。
另一方面，土豆不耐涝，如果土壤积水，会导致块茎缺氧，引发腐烂等问题。
而南海边地的降水量哪怕是在高峰时期，也不至于令其疏松的黑土地达到积水的程度。
从烹调适配性的角度来看，
土豆显然比番薯更百搭，能与更多其它食物搭配，制成多种菜肴。
从营养保健性的角度来看，
土豆和番薯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但总的来看，土豆中的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含量比番薯低。
而从健康角度考虑，减少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的摄入，更有利于维持人的身材和健康。
番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适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
但如果吃太多番薯，大量的膳食纤维会使得肠胃消化负担过重。
膳食纤维在肠道内会吸收大量水分，膨胀后会让肠胃感觉胀满不适。
番薯是一种高淀粉食物，淀粉在人体内会被分解为葡萄糖等糖类物质供能。
但过量食用番薯，使大量的淀粉短时间内涌入消化道，会超过肠胃消化酶的正常分解能力。
过量的番薯淀粉无法及时被分解消化，就会在肠道内堆积，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而且未完全消化的淀粉在肠道中被细菌发酵，会产生气体，导致胀气。
番薯含有一定量的糖分，这些糖分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当吃太多番薯时，胃酸分泌量会大幅增加。
正常情况下，胃酸帮助消化食物，但胃酸过多时就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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