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他会猛地一激灵，睡意全无。他会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深夜冰冷的空气灌进来，狠狠地刺激自己的神经。然后，他会重新坐下，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浓茶，一饮而尽。那苦涩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让他瞬间清醒。
他做得一丝不苟，因为他知道，他笔下的每一个红圈，每一行推断，都必须是铁证。
当他核对完最后一份档案，在笔记本上画下最后一个圈时，窗外的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清洁工阿姨推着车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惊讶地看着里面彻夜通明的灯光。郑建国摘下眼镜，用力地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一夜未眠的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但他心里却异常地清明和坚定。他知道，一个新的、更加棘手的战场，已经在他面前悄然铺开。而他，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披上铠甲。
核实清楚后，他没有立刻冲动地上报。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将那些夜晚的成果，浓缩成一份三页纸的《关于李家村补偿名单部分数据异常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的措辞极为冷静和克制，通篇没有出现“贪腐”、“骗补”这类刺激性的字眼，只用了“数据重叠”、“信息矛盾”、“存在程序风险”等中性词汇。他将那些最关键的证据——已故村民的户籍注销页复印件、土地性质不符的勘测图副本——作为附件，用订书机整齐地钉在报告后面。整个文件看起来就像一份常规的技术性核查报告，冰冷、客观，不带任何个人情绪。
他深知，他要对付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旦处理不当，不仅打不着狐狸，反而会惹一身骚。他必须用最专业、最无可指责的方式，将这颗“雷”稳稳地递出去。
周三上午，科室内部的例行周会。
会议室里弥漫着淡淡的茶水味和文件纸张的气息。科长王主任正揉着太阳穴，听取各个小组汇报上周的工作进度，时不时地点头或皱眉。同事们有的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有的则略显疲惫地撑着下巴。轮到郑建国发言时，他先是按照惯例，汇报了工人安置房分配的收尾工作，语气平淡，仿佛那场牵动人心的分配只是一项普通任务。
在汇报的最后，他停顿了一下，整个会议室的目光都自然地汇集到他身上。他没有看任何人，只是低头翻开了桌上那个蓝色的文件夹，缓缓开口：“王主任，各位同事，在对城中村改造项目第一批补偿名单进行最终复核时，我发现李家村上报的数据中，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疑点。”
他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像一颗石子投入了略显沉闷的池塘。
他没有刻意指向谁，甚至连“李卫东”这个名字都没有提。他只是像一个严谨的数据分析师，客观地陈述了发现的问题：“比如，名单上出现了两条‘王建军’的补偿申领，关联的是同一处宅基地。经过与原始户籍档案比对，其中一位王建军同志已于五年前病故。另外，还有数个申领人的户籍状态与土地性质，与我们存档的基层资料存在明显出入。”
他一边说，一边将手里的情况说明，一人一份地分发下去。当那些附着了红圈的名单复印件和泛黄的档案证据摆在每个人面前时，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细微的翻纸声和压低了的吸气声。之前有些心不在焉的同事，此刻也都坐直了身体，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郑建国继续说道：“我个人认为，这些异常数据，可能是在信息统计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但也暴露了我们在审核流程上的一个风险点。如果这些款项在没有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发放出去，不仅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更重要的是，会损害我们整个补偿工作的公信力。前几天工人们的安置房分配，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开端，这个基础，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维护。”
他话音落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没人说话，只有纸张被指尖捻动的声音。郑建国能感觉到几道复杂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有惊讶，有审视，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他心里清楚，捅破这层窗户纸，意味着什么。但他只是平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
主持会议的王主任，拿起那份报告，戴上老花镜，看得极为仔细。他的手指缓缓划过那些被郑建国圈出的名字，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那两分钟里，郑建国能听到自己沉稳的心跳。
终于，王主任抬起头，目光如炬，扫视了一圈众人，最后定格在郑建国的脸上。他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用一种深沉的语气说：“建国同志发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不是小事。”
他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放，发出一声轻响。“公信力”，这三个字显然触动了他。他沉吟片刻，做出决断：“这样，会后，由建国同志牵头，再从财务和监察岗抽调两个人，组成一个内部核查小组。不要声张，先对李家村的全部名单进行一次彻底的‘技术性复盘’。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所有涉及李家村的补偿款项，暂时冻结发放，等待后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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