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这些年城市大开发的图景：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拓宽延伸。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光鲜亮丽。可在这光鲜背后，藏着多少像“宏远”这样，为了抢工期、拿项目而不择手段的商人？
为了赶那个“国庆献礼工程”的进度，什么大话都敢往外说。 “一户一个车位”，那可是几十万的价值！“补偿款再加一万八”，对普通工人家庭来说，那是一两年的活命钱！这些承诺，从那个油嘴滑舌的刘经理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一定像抹了蜜一样甜。可一旦拆迁协议签了字，推土机开了进来，这些口头的蜜糖，就瞬间变成了穿肠的砒霜。
现在，他们拍拍屁股，把楼盖起来了，钱也赚到手了。可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却要他们市局来面对，要政府来收拾！ 矛盾激化了，工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公司，而是来堵政府的大门。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这片土地是国家的，是政府把地给了开发商，那出了问题，政府就得负责。
这种被当成“挡箭牌”和“消防员”的感觉，让郑建国感到一阵窝火。他手里的钢笔，因为过度用力，指节都捏得发白。
但他更明白，光在这里生闷气，一点用都没有。 就像一个医生，对着病人的X光片发脾气，是治不好病的。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强迫自己把那股翻涌的怒火压下去。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冷静的头脑和周密的计划才行。他必须想办法推动这件事，一步一步地解决它。
时钟的指针，“滴答、滴答”地滑向下午。窗外的阳光不再那么刺眼，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办公室里投下几道斑驳的光影。
下午，他推掉了两个不紧要的会议，开始专心整理上午记录下来的情况。
上午的场面太过混乱，他的记录潦草而零散，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他重新拿出一张干净的A4纸，将那个写着计划的笔记本放在一边，开始进行细致的梳理。
他把上午从工人那听来的各种诉求、抱怨和事实细节，像淘金一样，一点点筛选、剥离、归类。
他把工人们提到的核心问题点，还有开发商之前可能承诺过的内容，都一条一条地清晰罗列了出来。
这些字写得东倒西歪，乱七八糟，有些因为写得太快，笔画都连在了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墨线，谈不上半点好看。 只有他自己才能从那些潦草的符号和缩写中，辨认出“刘-口-1.8w”、“王嫂-车位-地下”这样零碎的信息。纸张的边角因为被他紧张地反复捻动，已经微微有些卷曲发毛。这几页纸，就像是上午那场风暴的忠实记录者，每一个潦草的字迹背后，都透着当时的紧迫与混乱。
将原始笔记与整理后的要点清单核对无误后，郑建国站起身，走到办公室角落里那个半人高的铁皮文件柜前。
柜子有些年头了，拉开抽屉时，发出“嘎吱——”一声刺耳的呻吟。一股陈旧纸张特有的、混合着墨香与尘埃的味道扑面而来。
他从一排排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中，准确地找到了那个标注着“城南棚户区改造项目-宏远集团”的文件夹。
他把文件夹拿到办公桌上，从里面抽出一叠厚厚的、带着红头的文件。这正是关于此次拆迁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
他没有一目十行地掠过，而是戴上老花镜，用手指逐行逐句地仔细校对。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的镜片上反射出专注的光点。
补偿标准、安置细则、公示流程……每一个条款，每一个数字，他都与自己记忆中的，以及局里下发的公告进行了反复比对。十几分钟后，他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
他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局里从头到尾发的公告，没有半点毛病，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数据都严丝合缝，完全是照章办事。
这个结论让他松了口气，同时也让他的腰杆挺得更直了。这证明他们的工作是站得住脚的，问题不在他们这一方。那么，责任的矛头，就毫无疑问地指向了开发商。
接下来，他看了一眼通讯录，再次拿起了电话。
这一次，他没有找上午那个油滑的刘经理。他知道，跟那种人兜圈子，只能是在浪费时间。他的手指在通讯录上向下移动了几行，找到了一个分量更重的人物——宏远集团本地项目的总负责人，王总。
电话接通，他没有按免提，而是直接将听筒放到了耳边。
“喂，您好。” 电话那头是一个中气十足、沉稳许多的男声。
“王总吗？我是市局的郑建国。”
这一次，郑建国的语气比上午当着工人们的面时，明显严肃了许多。 那种官方的客气被一种开门见山、不容置喙的压力所取代。没有寒暄，没有铺垫，像一把出鞘的利剑，直指核心。
电话那头的王总显然有些意外，但很快反应过来：“哦，是郑局长，幸会幸会。有什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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