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条主线之外，随着苏轼的重回京城以及他和弟弟苏辙的双双高升，本已经归于沉寂的蜀、洛、朔三党相争的局面再次死灰复燃。苏轼虽然去杭州躲了两年，可他头上的蜀党党魁的帽子却是一直都没有摘下来，他走到哪里这顶帽子就跟他到哪里。如果说苏轼当年凭借一己之力把洛党给摧毁了，那么苏辙则要更为生猛，这几年里不管你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只要你上了苏辙的黑名单就都难逃被赶出京城的命运。如今他们兄弟二人再次连体，而且苏辙还成了宰执大臣，另外诸如吕陶、杨畏等蜀川籍官员也成了言官，“蜀党”就此在政敌们眼里大有要称霸朝堂之势。
苏轼太能搞事情，苏辙又太能整人，如果再让他们把持了言官系统，那这日子可就没法活了。本着这一理念，一个以“反蜀”为目的和宗旨的政治团体也就悄然形成，而领头的自然是“洛党”的成员。这个人我们都认识，他就是程颐的好学生、之前因为弹劾苏轼而被外贬、外贬之后仍然继续弹劾苏轼继而再被责贬的贾易。
没错，这人早在苏轼此次回京之前就被召回了京城再次出任言官。这其实也算是宋朝官场的一大特色，一个言官越是敢于直言以谏就越是为世人所称颂，倘若因为上疏言事而被外贬或重贬反而能让其以“忠直”名满天下。陆游的外公唐介当御史的时候就是因为敢于当面骂皇帝和宰相而名动天下，而他最初虽然被远贬岭南但最后还是重回京城并在后来官居参知政事从而位列两府重臣之列，所以贾易能够重回京城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相信苏氏兄弟在为他们的重聚和高升而举杯相庆时，他俩的脖子后面定然会感觉有一股冷风一掠而过，原因就在于贾易的那双眼睛在时刻地注视着他们。如果说贾易能够就事论事倒还好说，可问题就在于这个人在私德和修养上有着明显的瑕疵。说白了，他和苏轼之间完全就是私仇和私怨，在他看来正是苏轼导致了他的老师程颐和他自己当初双双罢官并被赶出了京城，而苏轼的所作所为也被他视为奸邪之举，于公于私他都得把苏轼当成一生的死敌加以好生照看。苏轼如果能够一直待在外地做个地方官，那么贾易或许还不会咬着苏轼不松嘴，但只要苏轼敢出现在贾易的面前定然会被咬得浑身冒血。
以上的这三条故事线并不是单独存在，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参与其中的人，他们都是揉在一团的，因而说这是一团揉成球状的乱麻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比如说杨畏这个人，他同吕大防和刘挚都交情深厚，两人对他也都有知遇和提携之恩，可在暗地里他却帮着吕大防的人在暗中搜集刘挚的黑材料。同时，杨畏又被指责是蜀党的重要成员，其自身也是主动去往苏辙的身边靠，如此一来他跟同在御史台为官的贾易也就成了死对头。
总而言之，公元1091年的大宋朝堂虽然表面平静，但实则暗流汹涌，各方势力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分出成败输赢的生死局。
到了这年的八月，各方的终极决战终于打响了！
这一战率先开炮的还是贾易，他一纸奏疏呈上，其目标直指苏轼和苏辙。在这份弹劾奏疏里，贾易先是攻击苏辙早年在制科考试的试卷里攻击仁宗皇帝，然后他又戴着有色眼镜把苏辙近些年的所作所为加以刻意渲染，最后他给苏辙定下了数宗大罪：暗结朋党、欺君罔上、陷害忠良、打击异己、钻营取巧、附会大臣。
相比之下，苏轼就更惨了。贾易不但将乌台诗案旧事重提并以此指责苏轼目无君上，而且还将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的种种所为进行了一番体无完肤式的批判。最重要的是，除了这些陈年旧事，贾易还通过这大半年的苦心收集拿出了一份有关于苏轼的新鲜干货：他将苏轼这两年在杭州为官时的种种“劣迹”逐一拿来批判，比如说作诗诽谤先帝和朝廷、横征暴敛、妄兴水利、施行苛政、严刑峻法。
据此，贾易总结道 ：“苏轼和苏辙其本质和心性就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这二人实乃颠覆江山社稷的倾危之徒。他们兄弟俩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兄弟专国，然后将一众蜀川同党分别安插在各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以此把持朝政。如果朝廷任由这二人继续猖狂下去，那么宋朝迟早会毁在这两人的手里，这二人纯粹就是宋朝版的李林甫和杨国忠。”
还不等苏辙和苏轼上疏自辩，新任御史中丞赵君锡也跟着上疏弹劾苏轼在杭州期间为政有失。面对政敌的突然大举发难，苏氏兄弟的表现截然不同。苏辙一如既往的生猛和强硬，他拿起刀笔用文字的方式拳打贾易脚踢赵君锡誓要跟对方分出个胜负，可苏轼却失去了好斗的心性，他虽然也上疏自辩但同时也主动申请再次将自己出京外放。
相比当年，苏轼这次回京之后已经变得相当低调。在此期间他几乎就没有针对朝政发表过任何言论，更没有想着要如何指点江山并以此造福百姓，他只是老老实实地每天到翰林院去打卡上下班，生怕自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继而让政敌抓住把柄从而祸及此时已贵为两府大臣的弟弟苏辙，但即使如此他也还是被贾易给揪出来一顿暴打。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苏轼这一次主政杭州的两年堪称其宦官生涯里政绩最为突出的时期。在杭州期间，他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其功德之盛以致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感恩戴德，史称其“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但苏轼的这一桩桩惠及万千黎民的善政到了贾易的嘴里却全都是祸国殃民之举并对其加以疯狂地攻击。面对这种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为，苏轼不知道自己是该勃然大怒还是仰天大笑，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就此彻底地对政治和仕途感到心灰意冷。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王安石的这句诗或许会被苏轼大加赞赏，但这绝不是苏轼本人心性的写照。作为佛道两家培养出来的高徒，苏轼做事向来不会刻意去追求一个极致，更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既然这大宋朝的顶级官场已经污浊至此且容不下自己，而他也对政治斗争的凶险和政治倾轧的肮脏感到烦不胜烦，那么他唯有再次请求外放才能让自己重获身心的安宁。
此事最终以苏轼和贾易的双双罢职而告终，贾易也就此再度以自爆的方式与苏轼“同归于尽”。贾易被罢为庐州知州，苏轼则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也因为在此事上涉嫌诬告而被罢为吏部侍郎并出知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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