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变法的那些具体成就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一切正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在评价王安石和新法时所说的那样：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也正如清代史学家蔡上翔所言：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当然，有一点我必须再次声明：我在王安石变法这一事件上的态度和立场仅仅只代表我自己，在这方面我不强求别人的认同，更无意传播我的认知，我也尊重别人在此事上的不同看法，但我也不想就此争论个输赢。世间事从来就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立场。
得知王安石的死讯，身处病中且正在家中调养的司马光不禁是感慨万千，可人活到他这个年纪和境界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些所谓的戚戚涕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司马光自己也知道他也是大限将至，所幸的是他终究还是走在了后头，而他和王安石这一生亦敌亦友相爱相杀的际遇也终以他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倘若神宗皇帝现在还没死，那么很有可能就不是他司马光在此时听到了王安石的死讯，而是正好相反，但人生和历史都没有假如，事实就是他司马光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司马光以胜利者的姿态和口吻紧急修书一封送给了代他掌理朝政的吕公着，他在里面说道：“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
司马光的拥趸就此高呼司马温公真乃大义君子。诚如斯言，但这封信里面无一不透露着一个胜利者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遵照司马光的指示精神，经由吕公着奏请并由高滔滔最后恩准，朝廷决定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但也仅此而已。更为薄情的是，曾经贵为大宋宰相的王安石竟没能获得一个谥号。直到八年后的公元1094年哲宗正式亲政且章惇重新回朝担任宰相后 ，王安石才被追赐谥号“文”并得以配享神宗庙庭。公元1113年，宋徽宗再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并配享孔庙。
王安石的死讯传入开封，此时京城里的一个人也是追思不已，他就是几年前在江宁与王安石朝夕相处了一个月之久的苏轼。在朝廷决定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之后，这道追封制书正是由苏轼在这年的五月二十三日亲笔撰写。
在这道名为《王安石赠太傅》的诰命中，苏轼以哲宗皇帝的名义饱含深情地写道：“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守太傅！”
后世对苏轼撰写的这道敕书尽管理解各异，有人甚至认为苏轼在这里面缺乏对王安石的足够尊重，因为他鲜有提及或者是有意很隐晦地提到了王安石的为政之绩，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苏轼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怀念写下了这道制书。
不久之后，苏轼在京城游览道观西太一宫时在墙壁上看到了王安石于熙宁元年刻下的两首六言绝句诗，其名字就叫做《题西太一宫壁》。
这是王安石在时隔三十年后再游西太一宫时所写下的。三十年前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曾带着只有18岁的王安石和他的兄长王安仁来过此处，此时再又故地重游的王安石也就此写下了这两首诗。
其一：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其二：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苏轼在这两首诗前久久伫立，他再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王安石，想到了当年故人刻诗于壁，更想到了故人当年少年英姿勃发之时与父兄同游的场景，由此他更是联想想到自己的父亲当年也曾带着他和弟弟苏辙一同行走于开封大街小巷之时的情景。一时间，苏轼百感交集，可苏轼终不是王安石那一类的性情之人，他强压自己的真情实感愣是将满眶的泪水给收了回去，然后他对着这两首诗开口笑道：“此老野狐精所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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