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良久之后，赵顼又问道：“治国当以何为先？”
富弼回道：“安内为先！”
君臣之间的对话就此结束。赵顼本想把富弼留在京城，但富弼拒绝，他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治所汝州。形势不明之下，富弼还不想把自己置身于这表面平静但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的京城。
在对帝国的两位大佬进行了摸底之后，赵顼首次在正式的场合召见了时任翰林学士兼皇帝侍讲的王安石。二人之间在这之前并未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但如今这个时机已然成熟。按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不具备在正规场所公开与赵祯单独探讨国政的资格，这是只有两府大臣才有的资格和权力，所以这次的召见也被称之为“越次召见”。
赵顼直接开门见山，问道：“治国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回道：“择术为先！”
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说，治国首先应该制定或找到一个正确且合适的政策和方法。赵顼提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意欲效法贞观之治，然而王安石却另有说法。
他说：“ 陛下应该效法的是尧舜之道，唐太宗何足道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赵顼愕然！照王安石的说法，治理一个国家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人为地高深和复杂化了，但只要遵循大道至简的方法，那么一个国家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治理好的。
赵顼的愕然很容易理解，如果一切真如王安石所言，那么也就是说诸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其实都没有掌握和领悟治国的精髓，这对赵顼而言无疑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于是，赵顼不由得感慨道：“爱卿的这个要求实在让朕很是汗颜，看来朕还得多努力才行啊！那么，照爱卿看来，我大宋立国百年却无大变，如今也是一片安乐祥和，那么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这话问得其实很有水平，赵顼没有提及大宋当下所面临的危机，但这话里却是给王安石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他是在要求王安石给出一个解决当下种种危机的办法。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一个大问题，王安石转而奏请以书面的形式对此予以答复。
第二天，王安石经过一夜的通宵达旦向呈上了自己的奏疏，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这份札子的内容很长，我们这里简要概述一番：太祖皇帝天纵之英，国家在他的开创和治理下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仁宗、英宗亦无失德之过，正是因为我朝之历代君王皆是明君，所以才让我大宋百年承平。但是，尽管我朝几代帝王都生活俭约且勤政忧国，但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并不富裕，而且国家的国力也谈不上强大，这其中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承平之下，几代帝王都身处深宫内苑从而对民间的真实疾苦无从涉目，所谓人间百态皆只能从他人口中和奏疏里得以窥视一二，但这些言语和文字却与真实的情况多有出入，这就是导致我朝眼下国库空虚的根源。我朝之所以百年太平无事，原因无外乎就是因为上有守成之明君，下无耸动天下之巨灾，而周边的夷狄也并非处于其昌炽之时，但这些其实都有赖于天助之攻，可天助难以长久， 若要让国家长治久安还得进行人为的干预和引导，而如今正是我们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之时！”
直白一点地说，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说自太祖皇帝赵匡胤之后的宋朝几代帝王其实都严重脱离了群众和现实。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际上却是一群士大夫在治理天下，皇帝们尽管想要励精图治并带头节俭，但士大夫却一个个富得流油，老百姓和国家却是丝毫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些话其实是在鼓励赵顼大胆变法以图强，切莫再做一个自甘平庸的守成之君，否则宋朝迟早落得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结局。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就能够对“熙宁变法”的实质勾画出一个大体的轮廓。
赵顼为什么想要变法？简单说就是，富国强兵是赵顼少年时就扎根于心底的一个梦想，而当了皇帝之后他的这个想法就变得越发迫切，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已经穷得叮当响。试想一下，他身为皇帝居然连自己父亲的丧葬费都拿不出来——说难听一点，赵顼想给赵曙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都拿不出钱，这对一个皇帝来说是多大的耻辱？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富国（直白点说就是搞钱），而要想搞钱而且是尽快地搞到钱他就得革新。
再看看王安石是怎么说的？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这说的赵顼前面的几代帝王。事实上，宋朝不是没钱，这一点从每年的赋税和财政收入上可以看得出来，但问题是国库里没钱，老百姓也没钱，那么这钱去哪里了？答案是这些钱跑进了百年时间里所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腰包，这些人包括王公贵戚、朝廷的各级官吏、大商人和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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