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项新政措施从行政到吏治再到军事、农业、刑狱、律法、教育乃至是风俗文化，这一套新法可谓是涉及到了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完全抽离的角度和立场上来看这十项新法，那么它们显然都是眼下治愈宋朝各种顽疾的良药，它们可以让宋朝脱胎换骨并以新生的蓬勃活力再度强势起跑，毕竟一次成功且彻底的变革无异于再一次的改朝换代。可是，难听话我们还是必须要说：这世间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真理，那就是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会触怒并侵害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如果仔细去分析范仲淹在新政里的这十条新法，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新法将最重的棒槌都砸向了帝国的官僚体系。请注意，不是某一部分，而是整个官僚体系。
首先是朝廷大员和地方要员们每年的赏赐少了，恩荫也被削减了，他们家族里那些原本等着当官的亲族子弟突然前途无门。再者，中下层官员里数量庞大的那些奉行无为而治（混吃混喝坐等升官）的官员也结束了他们的好日子。他们以后想要升官不再是只凭资历，而是需要拿出政绩，况且考核的标准和要求都比以前提高了。如此一来，整个官僚体系从上至下都被新法给冲刷了一遍。说得严重一点，这个新法是在与现有的整个官僚体系为敌。
试问：这些人会支持新法吗？他们对范仲淹又是何种态度和看法？新法想要得到切实地推行和施行说到底都是需要倚仗帝国的各级官员去执行，如果这些人对此都持抵触情绪，那么新法何以推行？
参考北宋历史上最为有名的王安石熙宁变法，它为什么会被反对和抵制？因为它侵害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的利益，上至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下至商贾士绅，王安石的新法就是要割他们身上的肉，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又岂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人都是有私欲的，即便他是帝国的宰相，韩琦、富弼、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乃至是苏东坡，这些人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官僚和地主。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们个人的私欲和利益以及他们所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被摆在了高于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当然也想让国家富强，但前提是不要动他们盘子里的蛋糕，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原有社会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
王安石的变法几乎将宋朝像是犁田翻土一般给彻底倒腾了一遍，范仲淹没有他那么激进，他的新法虽然也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只是有限度地予以剥夺，可这同样会让这些人不爽甚至愤恨。具体一点来说，如果公司的主管突然给你降工资降福利，然后还对你严明各种工作纪律并对你实行严苛的绩效考核，那么你会作何感想？你会不会想着跳槽？你会不会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给挤兑走？你会不会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重新夺回你之前所享有的各种优厚待遇？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人性使然，倘若提出变法主张和措施的人是皇帝本人，那么这些人或许会忍气吞声，可如果这是朝中的某位执政大臣所为，那么此人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很遗憾，范仲淹正是如此。
说到变法，有三个人是不得不提：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商鞅的变法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奠定了无可撼动的基石，可商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死无全尸！王安石的变法让宋朝的国库充盈且国力猛涨，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为增强，可他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他自己被罢官回乡，新旧党争就此形成，整个宋朝官场被撕裂成了对立的两半。张居正的变法为明朝成功续命半个世纪，但他自己却在死后险些被掘墓鞭尸，他的家小或是因囚禁而饥饿致死或是惨遭流放。如此可见，面对变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可谓是凶残至极。
再看看这三人的背景，商鞅和王安石在变法之时几乎和当时的君王同穿一条裤子，其手中所拥有的权势也等同于君王，而张居正更是不必说，他变法的时候整个明朝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才是当时明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反观范仲淹，如今只是个参知政事的他能和这三人比权力大小吗？他的头上有宰相和枢密使，而他的皇帝对他的支持和信任更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他所面对的阻力却丝毫不比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少。那么，他的支持者呢？
作为早就闻名遐迩的大儒和道德宗师，范仲淹在士子中并不缺乏拥趸，早在几年前他与吕夷简斗得你死我活之时，他的身边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君子党”，这里面的成员包括了富弼、韩琦、欧阳修、庞籍、郑戬、余靖、尹洙、蔡襄、滕宗良等一干青年才俊。这些人如今或是与他同列两府主导新政，或是执掌宋朝言官系统一半的天下，或是在边关重地主政一方，再加上种世衡、张亢、狄青等一帮他在军事系统的老部下，这阵容可谓是文武双全极致豪华。问题在于，新政的反对势力同样阵容豪华势力庞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反对势力的能量足以碾压这些改革者，毕竟他们几乎就是帝国的整个官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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