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和民族身处内忧外患并因此而风雨飘摇之时，寇准像是一道临时筑起的坚不可摧的堤坝巍峨耸立在了当年的澶州城下，这道堤坝成功地挡住了从北方席卷而来的滔天洪水，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因此转危为安并由此而迎来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持续了百余年的太平岁月。
当然，我们如果把这份功劳全都算在寇准的头上对其他人是有失公允的，更是极为不尊重的。澶渊之盟的达成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人包括李继隆、石保吉、高琼、孙全召、曹利用、甚至连王钦若也是有一份功劳在里面，更包括无数亲历并参与了当年那场战争的大宋将士。然而，如果没有寇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假如没有寇准当年的力主抗战，后来贵为大宋枢密使的曹利用可能会终生默默无名，他的名字甚至都不会出现在史书上，一代名将李继隆可能会在悲愤忧怨中极其痛苦地含恨而终，赵恒足够幸运的话或许能够勉强保住赵氏的半壁江山，至于后来北宋历史上的那些令如今的我们无限敬仰和膜拜的无数名臣大儒和文人墨客的命运就更是犹未可知。
毋庸置疑的是，北宋往后一百余年的盛世繁华都是寇准带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后世的范仲淹、吕夷简、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乃至是苏轼和沈括等人都是受了寇准的莫大恩泽。
范仲淹曾评价寇准说：“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
王安石对寇准也曾有诗云：“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此二人无一不是在感念和褒奖寇准在澶渊之盟里的功绩，宋朝的这些士大夫如此，宋朝当时以及后世的数以亿万计的子民也是如此。
当然，关于澶渊之盟以及寇准的争议也是一直都存在的，但这些夹杂在主流声音之中的噪音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彰显了发声者那所谓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比如后来北宋的亡国之臣陈瓘就将靖康之耻的源头追溯到了澶渊之盟和寇准的身上，再比如更后来的历史学家王夫之也像他的老乡王钦若一样对寇准进行了一番口诛笔伐，他认为澶渊之盟不过是寇准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抱负和野心才费尽心思地把赵恒给“绑架”到了澶州，寇准的举动是在孤注一掷，表面忠义实则却是在拿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做赌注。
遗憾的是，陈瓘和王夫之这两位史学大家在此事上终究还是当了一回“非主流”，后世之人对寇准的那些溢美之词以及对其历久弥新的称颂无疑是在狠狠地抽打这二人的耳光。
当然，一个开明的人和一个开明的社会是能够容得下不同声音的。我不否认自己曾经是一个愤青，但如今就连有人为秦桧和赵构洗白甚至高唱赞歌我都能够容忍，那么这点事又有什么不能忍的呢？况且，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做成了怎样的事以及这件事功过几何。从这个角度来说，寇准以及由他一手促成的澶渊之盟足以彪炳千秋万载并被后世子孙永恒铭记和感念。
大丈夫能如此，夫复何求？夫复何憾？
莱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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