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始末
宣宗是一位深受《贞观政要》影响的君主，其在位期间勤勉治国、孜孜求治，致力于解决中唐以来遗留的社会问题。即位以后，先是贬谪了权臣李德裕，从而结束了长期困扰朝廷的牛李党争；接着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宦官势力的过度膨胀；并对不法权贵和外戚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对于那些在甘露之变中受害的官员（除郑注、李训之外），全部予以昭雪，恢复名誉。
李忱厉行节俭，减轻百姓负担，降低赋税，并注重选拔贤才，为国家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他的政策使得国家逐渐从安史之乱后的衰败中复苏，收复了大量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击败了多个边疆民族如回鹘、党项和奚人，增强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这些举措不仅让唐朝的国势有所回升，也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中之治”，更是被誉为类似汉文帝时期的“文景之治”和唐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
然而，也有评论指出李忱虽精于听断，却过于苛察而缺乏仁恩，这可能影响了他对更大格局的把握。尽管他在位期间忧心国事，不曾懈怠，但天下仍频遭水旱灾害。而且自大中十二年（858年）起，由于地方将帅管理失当，各藩镇相继发生叛乱事件，例如宣州、湖南、广州和江西等地的都将驱逐了当地的观察使或节度使。面对这些挑战，李忱迅速任命崔铉、温璋、蔡袭、李承勋和韦宙等能干的大臣分别前往各地平息动乱，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
为政举措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以其对《贞观政要》的深刻理解和崇敬为指导，努力效仿唐太宗治国理政。他将“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时常以庄重的态度拜读，以此激励自己明察秋毫、公正无私地处理国家大事。
加强皇权与整肃吏治
即位之初，宣宗迅速清了武宗朝的重臣李德裕，并大举起用了牛党成员，从而结束了长期的牛李党争。宣宗还对前朝晋升高官过滥的现象进行了改革，严格控制高官人数，珍惜紫、绯官服的授予，确保官员晋升基于实际政绩而非私人关系或时间长短。特别是对于地方最高长官刺史的选择，坚持亲自面试，以确保这些“父母官”的能力与品德符合他的期望，进而维护民心稳定。
严明法度
尽管唐宣宗李忱为人宽厚仁爱，但他执法如山，坚决禁止身边的人干预朝政。他曾明确表示：“无论是谁，只要违犯了朕的法律，即便是我的子弟，也不会得到宽赦。”
这种严格执法的态度在他处理优人祝汉贞和乐工罗程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祝汉贞以滑稽幽默着称，深得皇帝宠信，但当他在言谈中触及政事时，李忱立刻严肃起来，警告说：“我养你是为了娱乐，怎能让你干预朝政？”随后便疏远了他，并在其子因贪污被查后，将祝汉贞流放。
同样地，乐工罗程以其精湛的琵琶技艺深受皇帝喜爱。然而，罗程倚仗皇恩，竟因小事谋害人，被捕入狱。尽管其他乐工求情，强调罗程的才艺可为宫廷增添光彩，但李忱坚持道：“你们怜惜的是他的才华，而我怜惜的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最终下令依法处置了罗程。
通过这些举措，宣宗皇帝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对法律尊严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执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决心，即使是最受宠爱的近臣也不例外。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不仅巩固了他的权威，也为朝廷树立了一个严明法治的典范。
从善如流
唐宣宗李忱以其善于接纳谏议而着称，在唐朝晚期的君主中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谏官激烈的劝阻，还是门下省谨慎的封驳意见，他大多能虚心接受。对于大臣们的奏议，李忱视若珍宝，每次收到他都会先洗手焚香，以示庄重，然后仔细阅读，认真对待每一条建议。
魏谟，作为名臣魏徵的五世孙，在李忱的支持下继承了祖父直言极谏的传统，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谏臣。魏谟敢于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再现了其祖辈的风范。李忱常赞叹道：“魏谟有他祖辈（魏徵）的风范，朕对他极为重视。”
此外，兵部侍郎蒋伸提出的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意见也深得李忱赞赏。蒋伸指出，官位易得，其中不乏心存侥幸之人，可能导致混乱。李忱对这一见解倍加称许，并再三挽留蒋伸，希望能在单独的时间内进一步讨论政事。不久之后，蒋伸便被任命为宰相，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李忱不仅展现了他对谏议的开放态度，还树立了一个尊重贤才、重视谏言的典范。他的这种治国理念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尊敬和支持。
智术治国
唐宣宗李忱以其独特的治国之道和对臣下的恩威并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朝堂上的表现既庄重又亲民，对待群臣犹如待宾客，从未流露出倦意。当宰相奏事时，他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威严；然而，奏事完毕后，他会面带微笑，与群臣闲谈，话题从里坊琐事到宫中游宴无所不包。经过一刻钟左右的轻松交流，他又会变得严肃起来，告诫群臣要善自为之，并表达出对他们可能辜负自己期望的担忧，然后起身回宫。这种互动方式使他既能保持皇权的威严，又能与大臣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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