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伯喈也前来佛寺祈祷父母来京一路平安。
伯喈随从因五娘卖唱碍事，赶走五娘，伯喈将父母遗像带回府。
五娘寻遗像到牛府，与牛小姐相遇，二人相惜，各诉衷肠，说出原委，才知道“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
在牛小姐的安排下，五娘与伯喈相见，彼此细说别后的情况，伯喈痛感“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牛丞相也回心转意，同意伯喈偕牛氏、五娘回陈留守墓。
张广才也知道伯喈事出无奈，原谅了他。全剧结尾是：牛丞相奉诏书到陈留，旌表蔡氏一门。
《琵琶记》所叙述的有关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
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
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
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到了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
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余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
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
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
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
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故事来源：
《琵琶记》系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即《赵贞女蔡二郎》）。
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
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
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着名文士蔡邕，字伯喈。
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
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早在南宋前期，以蔡二郎为题材的民间文艺已广泛传唱于城乡各地。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
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在亚蒙大戏院内依旧回响着沪剧悠扬的曲调，尽管《琵琶记》的幕布已缓缓落下，但剧场内的氛围却丝毫未减热烈。
慕钱沪剧团以其精湛的表演，将这部源自高明元杂剧的经典之作，赋予了新的生命与灵魂，让每一位在场的观众都仿佛穿越时空，亲历了那段凄美动人的故事。
钱殊饰演的蔡伯喈，以其深情而细腻的演技，将角色的忠孝两难全、爱恨交织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慕容雪所诠释的赵五娘，更是以其哀怨缠绵的唱腔和坚毅不屈的眼神，让人深刻感受到古代女性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对命运的抗争。
而钱彦饰演的张广才，虽然是个反面角色，但他那复杂多变的性格和权谋之心，在钱彦的演绎下，也显得层次分明，引人深思。
演出结束后，灯光渐渐亮起，观众并未急于离去，他们或是驻足于舞台前，或是围坐在休息区，眼中闪烁着对艺术的热爱与敬畏。
几位年长的戏迷更是情绪激动，他们手持早已准备好的剧本和笔记，希望能亲自向演员们请教关于《琵琶记》中元朝民风、服饰、礼仪等细节问题。
钱殊首先走上前，他微笑着，以一种既谦逊又自信的态度，开始与观众们分享起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创作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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